蒂莫西·泰勒（Timothy Taylor）：考古学家，维也纳大学人类史前史教授著有《人造猩猩》（The Artificial Ape）。
对某些看上去不需要解释的事物进行解释，其实这种行为是值称赞的。如果它能为似乎没必要解释的事物引发更深层次的解释，那便是好上加好。如果这让学术特权阶级试图维持现状而引发一场轩然大波，那就是最好不过的了。由此我选择了迈克尔·维克斯（Michael Vicker）的简洁且具有深远影响的阐释：古希腊人为什么在陶器上使用红绘风格。
“红绘风格”是古物的一种图标。我们经常在博物馆的标签上看见这句短语，至于为什么图形不是白色、黄色、紫色、黑色，这些都是希腊人可以在陶器釉料和泥釉上使用的颜色，这个问题似乎并不那么重要。实际上，希腊的陶器购买者可以混搭购买，而不必担心发生风格上的冲突，基本款允许陶艺家专注在自己真正的热衷方面：讲述故事。黑色背景和红色剪影创造出了复杂的场景，比如神话、武术、工业、家庭、运动、或者是劲头十足的性爱故事，并且图像简洁清晰。任何人都可以明白陶器上面讲述的是什么，基于这个原因，博物馆时常将有异性恋、男同性恋、女同性恋、群交、人兽交以及假阳具主题的东西隔离出公众视野之外，仅限于研究收藏品。
维克斯的聪明之处在于，他采纳了公元前1世纪学者维特鲁（Vitru-vius）的知名概念，并将其应在新的内容上。维特鲁威注意到，许多希腊神庙建筑似乎只有装饰作用，其实这些都是早先人们经过实际考量后的遗物，比如屋檐下一小列精心用砖瓦砌成的立方体和沟槽，它们其实是为了与延伸到木质建筑结构的梁端和椽形成一种呼应或是它们的同形物。迈克尔认为，希腊的陶器也是一种同形物，是贵族贵重金属制品的廉价替代品。他认为黑色陶瓶上的红色人像是仿造银制品上的镀金人像，而有着尖锐底部、细带子般的把手、易碎粘土质地的陶瓶外形，也是从银匠的手艺中直接复制过来的。
对许多人而言，这简直让人匪夷所思。但对我们考古学家而言，尤其是像我这样，一直从事着专注东欧铁器时代的考古研究者而言，当我亲眼所见用贵重金属奢侈品装饰的奢华野蛮人土墓时，这个道理完全成立。古代银器被挖掘出来时呈现黑色，而金色人像则是呈现与之对比鲜明的鲜红金色。博物馆通常习惯保存这样的器皿，但却没有意识到（正如我们现在所知的）这种对金色的硫化抛光是古人故意为之的，希腊人不会在下葬时带着亮闪闪的银器（他们厌恶的波斯人会选择这样的方式，就像波斯人在炫耀自己能获得来自异国的柠檬时，会把它洗得干干净净一样）。
于我这个彻头彻尾的狂热者而言，令人感到紧张的时刻就是，当维克斯拍下一组有柄的细颈长油瓶时，优雅的小圆柱油瓶或香水瓶子，平躺着两两相对，以优雅的曲线按照由大到小的顺序排列。他由此提出，没有任何有柄的细颈长油瓶（唯一以白色为底的陶器，只有底部和盖子是黑色）的直径会比由象牙做出来的圆柱大。他的解释是，这些瓶子是银底座象牙的仿制品。
其隐含的意义并未完全水落石出，但那个以哲学作为取向、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化、被世人所知的古希腊，现在可以与另一种世界的想象做一个对比。在那个想象中，每个人都迫切想模仿那些拥有奴隶去开挖银矿、并且拥有贸易船队的有钱人。在我眼中，古代经济每个层面的规模：奴隶、贸易、人口数量、社会阶层，都系统性地被低估了。殖民主义和突然浮现的社会复杂程度在欧亚大陆上的影响，也一并被忽略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现代艺术世界人们耗费巨资交易的红色人像花瓶，并非是古希腊人所真正看重的。事实上，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了解到，这些实际上廉价的文物，之所以会让人产生是“真品”的错觉，其实是由19世纪的拍卖行，通过高度选择性地使用希腊文本，所刻意制造出的一个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