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拉尔德·霍尔顿（Gerald Holton）：前美国哈佛大学物理学马林克罗教授，科学史教授，合编《爱因斯坦留给21世纪的遗产》（Einstein for the 21st Century）。
我们人类，时常会有那么一刹那注意到，自己身处于不同的宇宙当中。科学、文化和社会，不论好坏，一直都在经历着结构性的转变，比如说强大的宗教或政治领袖的崛起、独立宣言、奴隶制度的废除，或从另一个方面而言，罗马帝国的衰亡、1665年的伦敦鼠疫和世界大战。
艺术的世界也是如此。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曾说过一句名言：“在1910年的那个12月，人性有了变化。”在她看来，所谓人性有了变化是因为在那一年，后印象派在伦敦举办了具有爆炸性的展览。随着原子核被发现，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写道：“在我的灵魂深处，原子模型的崩溃就等于整个世界的坍塌。这对我来说非常突然，最厚的城墙就这样倒塌了……”从此，康定斯基转向了全新的绘画创作方式。
每一次诸如这样的世界观发生变化，总是令人惴惴不安或极度痛苦。它们是在耳熟能详的历史脉络中突然涌现的裂纹，并寻求着各种阐释，因而年复一年，各种论文不断发表，每一篇都渴望能够提供相应的答案，寻觅着让人惊慌失措的起因。
在本篇文章中，我将着重对于如上现象进行论述。
1611年，约翰·多恩（John Donne）出版了他的诗集《第一周年纪念日》（The First Anniversary），其中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诗句：“新的哲学怀疑着一切，火元素已然熄灭；……破碎化为原子；一切皆为碎片，一切荡然无存；一切仅为供给，一切仅为关系。”多恩和其他许多人都感觉到旧的秩序和一致性已被相对主义和间断性所取代。他的痛不欲生，来自于1610年发生的那件完全未被预料到的大事：伽利略发现了月球有山脉、木星有卫星、恒星比已知的更多这些事实。
关于这种状况以及随后的发现，历史学家马乔里·尼科尔森（Marjorie Nicolson）写道：“我们或许可以将现代思想的起源定在1610年1月7日晚上，那时伽利略通过他所发明的望远镜观察到了新行星和崭新而不断扩展的世界。”
事实上，伽利略通过自己的研究，为我们的宇宙是如何布局的这一问题，提供了兼具深邃、美妙又优雅的阐释，不管这一阐释给亚里士多德的追随者们和那个时代的诗人带来了多么大的痛苦。最终，哥白尼的日心说，这个很久以前就已提出的学说，目前有了更多的可信度。有了这样一个大的跨越，新科学和新文化才得以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