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教授，科技与自我创新中心主任，著有《群体性孤独》。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就读于哈佛大学心理学专业。当时在哈佛有一项被誉为“社会关系”的重大实验刚刚以失败告终。起初这项实验的雄心是要把所有社会科学整合成一个体系。事实上，大多数学科的确在同一个大楼，威廉·詹姆斯教学楼里面。临床心理学、实验心理学、体质和文化人类学以及社会学，所有这些学科在那里紧密相连、相互融汇。
但如今大家都回到了各自院系所在的各个楼层里。依我看来，最困难的地方在于，研究思想的人在一个楼层，而研究感觉的人却在另一个楼层。
我报名参加了乔治·戈瑟尔斯（George Goethals）的课程，这个课程让我了解到思想中的激情，以及激情背后的逻辑结构。戈瑟尔斯是专注研究青春期的心理学家，并为研究生讲授精神分析课程。他研究的主要方向属于分析思想中的一个特殊学派：英国客体关系理论。这个传统的精神分析法聚焦在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我们如何引入他人，以及在我们内心里，他们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这些内在化如何促使我们成长和改变？“过渡性对象”中的“对象”，实际上是人。
有几节课讲到了大卫·温尼科特（David Winnicott）的研究和过渡性对象的概念。温尼科特把这些童年的对象称为“过渡”，就如填充玩具动物、婴儿毯上的丝绸片、喜欢的枕头，等等。同时孩子将其看作是自我与外在现实的一部分。温尼科特指出，这些对象位于孩子对妈妈的依赖，以及逐渐意识到自己是个独立个体的认知感之间。幼儿时期的过渡性对象注定会被抛弃，然而根据温尼科特所言，它们在人的余生中会留下一个标记。更为具体的是，它们影响个人更易具备快乐、美感的经验和富有创造力嬉戏的能力。过渡性对象，因为同时忠于自我和他人，让孩子们了解到外在世界的对象是可以被其所爱的。
温尼科特坚信，在生命的各个阶段，我们会始终找寻那些我们曾体验过的对象，而且内外皆如此。我们丢弃婴儿毯，但会继续找寻婴儿毯曾带来过的一体感。我们会在感觉与世界“合二为一”的时刻找到那种感觉，即弗洛伊德所说的“无界限感”（oceanic feeling）。当我们与一件艺术品、自然中的美景或一段性体验合二为一之际，便可以经历那样的瞬间。
作为一个科学命题，过渡性对象的理论有其局限性。但作为关于联结的思维方式，它为思考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尤为特别的是，过渡性对象为我提供了一种方法，一种用来了解人类因电脑而开始形成的新型关系的方法，这就是我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所开始进行的一项研究。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正如我开始研究初期的数字文化一样，电脑并非“只是工具”。它们是亲密的机器，人们已经把电脑视为自我的一部分，与自身分开但却相互联结。
一位使用文字软件写作的小说家曾说过：“这是我和机器之间的超感知觉（Extra-Sensory Perception, ESP）。当文字逐一浮现时，我与我的文字就共享于屏幕。”一位使用电脑来作设计的建筑师所说的更为深刻：“一直到在电脑上与形状和式样共舞时，我心中的建筑才得以显现，它们活灵活现于我的眼睛和屏幕之间。”在学习编写程序后，一个13岁的女孩说，当她使用电脑时，“你的小心思藏在此处，但现在电脑里也有这么一个小心思，这时你就开始看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一位程序员也曾说起过他与电脑的“伏尔甘心灵熔合”。
在我着手研究电脑特殊的“召唤力量”时，乔治·戈瑟尔斯的课程和我与几个哈佛研究生一起专心致志地研究温尼科特理论的那段时光，又浮现在我的眼前。电脑成为一个过渡性的对象，它将我们带回到了与世界“合二为一”的境界中。音乐家在演奏前时常在心中听到乐曲，同时内外皆体验到音乐。与此类似的是，电脑也能够作为自我和无我界限上的对象。就如乐器可以作为心灵创作的声音的延展一样，电脑也能够作为心灵创造思想的延伸。
把电脑视为一个召唤对象，这成了我们行内的一个新笑话。每当精神分析学家在谈到对象的关系时，他们总是在谈论人。从一开始，人们就把电脑视为“几乎是活着的”或者“活物之类”。自从有了电脑，对象关系精神分析学家就能够全神贯注于研究对象了。人们与视频游戏，与电脑的一行行代码，与虚拟世界的替身，与智能手机，合二为一。典型过渡性对象的概念注定要被抛弃，但其所具有的阐释力量，在经验加重的时刻，将会得以重现。当我们现有的数字设备，像智能手机和移动电话，具有过渡性对象的力量的时候，一种新的心理学便得以开始发挥作用。这些数字对象注定永不会被抛弃。而我们人类，则注定会成为半机械人。
注：本文作者雪莉·特克尔的《群体性孤独》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