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坎德尔（Eric R.Kandel）：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兼卡夫利脑科学研究所教授，著有《思想的年代：从1900年的维也纳到如今，寻找理解艺术、心灵和大脑的潜意识》（The Age of Insight: The Quest to Understand the Unconscious in Art, Mind, and Brain, from Vienna 1900 to the Present）。
精神分析学，曾经一度是用于治疗非精神性精神障碍的主要方式，但它是如何在美国医学界和公众的评价中急剧下滑的呢？如何才能够扭转颓势？让我从某种历史的观点来试着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我在哈佛大学读本科时，我对精神病学，尤其是精神分析学这门学科尤为痴迷。1960—1965年，在我接受培训的这5年间，心理治疗是治疗精神疾病的主要方法，而这种疗法源自精神分析学，即基于需要获知精神症状这样的理念，换而言之，就是追溯他们童年时期的历史根源。这样的治疗方法持续了多年，研究结果和机制都没有得到系统性的研究，因为要做到这样的地步，难度极高。一旦心理治疗和精神分析学获得成功，将帮助人们有更好的工作状态、有更多的爱，但这些维度被视为很难度量。
在20世纪60年代，亚伦·贝克（Aaron Beck）通过引进几个显而易见但却不失美妙与优雅的创新，改变了一切：
第一，他引进了仪器来度量心理疾病。在贝克之前，因为缺乏对各种失常严重程度方面的实际操作和度量技术，精神病学的研究工作受到严重的限制。贝克开发了若干工具，首先是抑郁量表、绝望量表、自杀意图量表等，这些量表有助于精神病理学的研究更为客观，并能够建立起更好的临床效果实验。
第二，贝克引进一种短期且循证的新疗法，称为认知行为疗法。
第三，贝克使治疗的方法更具操作性，他写了一本食谱，从而使治疗方法能够可靠地传授给他人。原则上，你和我都能学会如何进行认知行为疗法。
第四，在其他同事的帮助下，贝克逐步进行了控制度较高的研究。研究表明，认知行为疗法比安慰剂更为有效。在轻度和中度抑郁症的治疗方面，认知行为疗法与抗抑郁药同样奏效。在重度抑郁症方面，虽然没有抗抑郁药那么有效，但与抗抑郁药一起相互配合，认知行为疗法能使病患复原得更好。
随后贝克的研究工作由海伦·梅伯格（Helen Mayberg）接手，她是我心中另一位精神病学的英雄。她对抑郁症患者进行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发现布罗德曼分区系统中的第25分区是抑郁症异常活动的重点区域。海伦发现，只有当患者对认知行为疗法或抗抑郁药选择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SSRI类药物）有反应时，这个分区才有可能恢复常态。
我认为最为有趣的其实是Edge年度问题：亚伦·贝克将什么样的美妙而优雅的阐释带到了研究工作中，从而使得他与我这一代的其他心理治疗学家们有所不同，并使得他成为这一领域的独创者？
贝克最初在费城学习的是心理分析学，但他很快为一个激进的思想所折服，即很多精神疾病的核心焦点并不是潜意识的冲突，而是思考模式的扭曲。贝克用批判且开放的心态倾听他的抑郁症患者，以此对这种崭新的治疗想法予以思索。在贝克早期对抑郁症的研究当中，他开始测试一个特定的精神分析概念：抑郁症是源自“内心摄取愤怒”。
曾有人提出，抑郁症患者对于曾爱过的人，抱有着深刻的敌意和愤怒。他们无法处理自己对曾珍惜过的人所怀有的敌视情绪，因而他们会压抑自己的愤怒，并最终将愤怒导向了自己。贝克通过比较抑郁症患者和非抑郁症患者的梦境测试了他的这种想法，这是通过无意识获取结果的捷径。结果发现，抑郁症患者的梦境，比非抑郁症患者表现出较少的敌意。他们的梦境，如同他们醒来后的现实生活，在认知方式、关于自己和未来的思维方式上，他们表现出系统性的负面偏见。他们视自己为“失败者”。
贝克认为，这些扭曲的思考模式，不仅仅是一种症状，一种心灵深处冲突的映象，而且是导致患者持续失常的关键致病因子。于是贝克聚焦在扭曲思维的系统性抑郁症心理治疗方面。他发现，提高患者在形势误解、认知扭曲和负面期待等方面的客观性，会帮助他们的想法有着本质的转变，并让他们的情感和行为得到持续改进。
在对抑郁症的研究中，贝克专注于自杀行为，并首次为自杀行为提供分类和评估的理性基础，从而得以识别高风险个体。他对9 000例患者进行了前瞻性研究，并生成了一种用于预测未来自杀行为的演算法，该演算法已被证实具有高预测性。尤为重要的是，贝克对临床和心理变量的甄别，比如预测未来自杀的绝望感和无助感，最终形成了比临床抑郁症诊断更为有效的自杀预测指标。贝克和其他研究人员，比如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翰·曼（John Mann）对自杀的研究，证明了短期的认知干预可以显著减少随后的自杀企图。
在20世纪70年代，贝克进行了上述提及的控制实验。随后，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也进行了类似的实验，这些卓有成效的认知疗法一并成为首要有效治疗临床抑郁症的心理治疗方法。
在发现认知疗法可以有效治疗抑郁症后，贝克转为研究其他类别的精神失常疾病。在对照临床试验后，贝克证实，认知疗法对治疗恐慌症、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强迫症都有疗效。事实上，甚至是在海伦·梅伯格对抑郁症进行研究之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刘易斯·巴克斯特（Lewis Baxter）就对强迫症患者的脑部进行了造像，结果发现当认知行为治疗使患者症状改善时，尾状核的某个异常也逆转复原了。
亚伦·贝克近期把研究注意力转向了精神分裂症患者，并已发现认知疗法有助于改善他们的认知和负面情况，尤其是对注意力缺陷患者。这绝对是另一个让人惊叹的巨大进步。
于是，解答精神分析没落的答案，可能不仅仅在于弗洛伊德思想的禁锢，而是由于其后许多新一代治疗专家们缺乏深邃的、批判的、科学的态度。我本人并不怀疑认知疗法的有效性，并且有研究表明认同这一观点。但需要一个深邃、美妙又优雅的证明将一整套高度有效的方法予以整合，并通过有说服力的方式来加以论证，甚至是启发我们如何达到治疗结果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