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伦娜·克罗宁（Helena Cronin）：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自然心理学与社会科学中心联席主任，著有《蚂蚁和孔雀：耀眼羽毛背后的性选择之争》（The Ant and the Peacock: Altruism and Sexual Selection from Darwin to Today）。
让我们窃听一下达尔文与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之间的交流吧。达尔文被他的批判者所散播的愚钝的科学哲学所激怒，大声叫嚷着：“真是荒谬至极啊，如果一项观察活动想要发挥作用，那么它就理应支持或反对某些观点，这么简单的道理居然没人知道？！”随着对话转到进化的主题，波普尔观察到“一切生命都在解决问题”，并指出“从单细胞的变形虫到爱因斯坦，知识增长的方式永远都如出一辙”。
他们探究的过程殊途同归，他们的思想有一个融合点，在理论的获知和发展方面，都与见地、假设、角度、观点、倾向等方面的理论首要性和基础性作用息息相关。达尔文正确地强调了，首要性的不可或缺——“如果想要一项观察活动发挥作用。”但是“观点”的作用更为深远。正如达尔文所知，如果没有某些观点，那么绝无可能去观察万物。如果你心存疑虑的话，试试这个方法，就是波普尔在讲座上常用的一个方法：“你掌握了观察吗？”没有。因为你需要了解“观察什么？”所有的观察都要并且必须基于某些理论。正因为如此，一切的观察才有理论可依循，不是有时候，也不是偶尔，而是理论要始终贯穿于观察过程。
这么说并非要贬低观察、数据和事实。相反，这赋予了它们应有的价值。只有基于一条理论、一道难题、一个对解决方案的探索，观察、数据和事实才会掀开神秘的面纱告诉我们答案。
这样的洞察力其实极为简单。但它有着广泛的关联性和巨大潜力。由此，它美妙而又优雅。
以下是两个案例，第一个来自达尔文的研究领域，第二个来自波普尔。
想一想一个枯燥乏味但又顽固不化的争论——基因与环境。我拿蓝鹀每年都要进行远距离的迁徙来举例，这是曾经被充分研究过的现象。为了解决航向的难题，自然选择在蓝鹀出生后的前几个月，就赋予它们通过夜空中的星星而形成的内在罗盘能力。这个惊人的适应力来自一个丰富的信息源头，即自然选择在经过进化后，在蓝鹀的基因中，输入了关于方位的信息，特别是关于星座旋转的。于是，今日迁徙的蓝鹀可以使用相同的本能和环境法则，来搭建它们早已故去的祖先所形成过的精准仪器。
所有的适应过程都按照这个方式在进行：通过为生物体提供的外在世界的先天信息，自然选择为生物体开发资源，以此来满足其自身的适应需求。这样一来，自然选择促使生物体为自己量身打造物种专属环境。不同的适应性问题会产生不同的环境，于是不同的物种也就各自有着不同的生存环境。
所以说，构成环境的组成部分取决于生物体的适应能力。如果没有基因携带的、指定构建环境成分的先天信息，环境也就不复存在了。所以说，环境并非与生物学遥遥相望、各自独立，而是在某种程度上，环境是由生物学塑造而成的。由此看来环境属于生物学的范畴，并且是一个在生物范畴里必须从生物储存信息起源的问题。
如今我们都是互动论者——我们不再单独讨论基因与环境，而是将基因与环境放在一起，探讨它们的交互作用。这个交互作用就是自然选择交给基因要做的事情。蓝鹀的基因承载着如何从星星获取信息，因为星星对蓝鹀而言，犹如与孵化鸟蛋和饮用的水一样不可或缺。没有星星指引的蓝鹀注定会灭绝，但是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并不平等，首先就是获取信息这一过程。
我们先来做一个平等测试。尝试指定一个环境，但如果在一开始不指定这个环境是蓝鹀的还是人类的、是男性还是女性、是适应鸟类导航的还是适应人类语言的，这是项不可能实现的任务，这个前提说明必须源自适应性储存的信息。此外，还有另一个有关平等性的问题。基因启用环境的目的就是自我复制。然而，环境却没有任何目的性，所以环境不会启用基因。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蓝鹀的基因看作是把星星转化到更多蓝鹀基因中的机器，但星星则不是把蓝鹀基因转为更多星星的机器。
第二个例子则不得不涉及科学客观性这个概念了。让我们再来听听达尔文对误解科学观察的抱怨吧：“过分地关注观察活动本身是多么愚昧无知啊！大约30年前，很多人都说地质学家理应只做观察，而不要建立任何理论。我清晰地记得某人说过，在这样的情形下，人类干脆到采石场里，数清楚石子，说清楚颜色就好了。”
150年后，上述思想的各种变体依然存在于科学研究当中。“建立一个基于证据的决策机制”是个值得赞赏却在当今失去光环的提议。到底是什么地方出现了差错呢？时常发生的状况是，客观证据是还未被先前理论的偏见所沾染的数据。但如果没有理论的“灵魂”来引领，证据将从何而来呢？客观性绝不是剥离掉所有的预先假设。事实上，越是反复斟酌可能性或可取性，未被觉察或未被批判的假设就越多，于是客观性就越少。最为糟糕的是，一个被期待许久但未言表的目标，却不能在最早就提出来。结果会怎样呢？很多人都美其名曰“基于策略的证据决策”。
我最近亲身体验了一个异乎寻常的例子，它动摇了我的观点，并让我感到很失望：有一个对“性别多样性”进行研究的人员，其关注点是职场上对女性的歧视。他声称，他的这项研究事先完全不带任何男性或女性差异性的假设，因此是绝对中立、毫无偏见的。如果数据呈现出存在任何的差异模式，他的中立、无偏见的假设就是不成立的。所以，他会接受进化带来的性别差异吗？如果这种性别差异确实存在的话，那证据看上去会是怎样的呢？说到此，他陷入了沉默，这并不让人意外，因为从一开始，所谓“中立”的假设就是全面排除这样的差异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传说中科学客观性的益处，让他冠冕堂皇地抹杀了当前科学发现的所有财富。
达尔文–波普尔的思想，尽管美妙而又优雅，却尚未吸引到应有的崇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