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雷弗金（Andrew Revkin）：
记者、环保主义者、《纽约时报》Dot Earth博客写手，著有《世界尽头的谜与险》（The North Pole Was Here）。
为了在这个人类影响越来越大却又充满惊喜的地球上生存下去，最需要的是人类智慧。我将这个词理解为一种精确而冷静的自尊乃至自我欣赏，这是一个当个体或群体在面对不确定和意见分化极大的决策时会使用的概念。
这个概念来源于爱德华·威尔逊（E.O.Wilson）的“亲生命性”（biophilia）概念，也就是人性中关注和重视我们称之为“自然”的非人类世界的部分。很久以来，我们都没有深入思考和接受人类在自然中的角色（可能会更重要），以及我们自身内部的自然。
从历史上来看，人类为了持久进步付出的努力始终围绕着两个思想：“我好悲惨”和“我们可耻”，同时还恰到好处地参杂了一部分“你好可耻”的思想。
问题是什么？
悲惨是有麻痹性的，而责备常常是分裂性的，所以我们会忽略真正的目标。英国石油公司和我们这些使用石油的人，谁才是那个坏人？围绕这些概念的讨论常常会引发一些政策辩论。曾有人向我描述了气候问题，他在说了一大堆后得出了一个爆炸性的结果：“9·11”恐怖袭击和最近的金融危机都是因为忽略了某些警示信息而导致的。
就像比尔·布莱森（Bill Bryson）所说，我们有“神圣又邪恶”的两面性，更加全面地思考我们的本质，能让我们识别出那些我们可能犯错的问题。识别这种倾向的简单行为可以优化我们的决策，或者至少在下一次能帮我们纠偏那么一点点儿。举一个我个人的例子：每当我走进厨房，我就知道自己会拿饼干而不是苹果。如果能事先考虑一下的话，我完全可以不摄入那几百卡路里的热量。
以下是这个概念在更大规模上的例证：
人类总是无法从地方性的灾难中吸取广泛意义上的教训。中国四川汶川地震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学生和老师死于校舍坍塌。而美国俄勒冈州西北海岸成千上万的学校都面临着卡斯凯迪亚断裂带发生地震的威胁，但是他们在加快翻修的投资方面依然十分落后。社会学家明白，即使已经有这么多证据表明俄勒冈州面临的风险就像科学家预测的那样清楚无疑，这种脱节还是会存在。但是，人们对“短期利益”的偏好是否引起了政策制定和经费核准方面的警惕呢？显然还没有。
社会科学家也知道，人类造成的全球变暖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文化问题，超越了科学和政策的问题。在其他很多争论中，比如医疗方面，对立的双方往往是两种阵营的成员——群体主义（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自由意志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有的信息加起来就显得毫无意义，每一个阵营都只选择能强化自己立场的信息，只有极少数的情况下，信息才会改变他们原本的立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应该指望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能在下一次会议中达成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对这样的现实认识得越清楚，我们就越能从问题核心中寻求创新的方法，而不是无休止地在问题的边缘打转。对气候变化的态度的研究也表明，对于可用能源的名单大家的态度还是比较一致的。
物理学家默里·盖尔曼经常提到，当我们面对多个维度的问题时，要有“天然的整体观”（crude look at the whole），他甚至还将它缩写为CLAW。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很有必要在这种整体观中加入对人类行为和外表的诚实分析。
我们无法取代联合国或众议院，但是我们可以尝试建设性地讨论解决问题的新方法，而第一步就是要接受人性，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
这就是人类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