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托比（John Tooby）：
进化心理学开创者、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进化心理学研究室联合主任。
如果我们能做到哪怕不喜欢他人的观念，也能接受并使用这些观念，我们会变得更聪明，因为我们那些明显狂妄自大的自我和内群体意识都是愚蠢至极的。在一个陌生、广阔、复杂而令人惊讶的世界里，我们一开始都是狂妄自大的。只有通过伟大的概念才能使我们摆脱这样的无知，激发我们的真知灼见，形成并拓宽我们的理解。这些伟大的发现让我们目瞪口呆，却难以被正确自由地使用，原因大概是它们能揭穿我们那些表面的成功，其实只是难堪而惨烈的失败。我们中的很多人并不像俄狄浦斯那样有担当——哪怕先知曾经警告过他，他依然坚持将破碎的现实还原。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说，因为我们的软弱，“想要看清眼前的事物，需要不断奋斗”。我们究竟为什么而奋斗？疯狂而盲目地关注眼前及关注点之外的东西更为容易，困难的是像俄狄浦斯那样虽然成功却如履薄冰、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真相。
哪怕是微小的个体进步，都能对集体智慧产生变革性的影响，带来人群互动多层面的连锁反应。如果这样的智慧传染和放大类似于夸张，我们可以想一想现代最平庸的工程师，他们因为有了微积分便能理解、设计并创造出超越达芬奇或柏拉图的成就。无限小这一概念很伟大，牛顿的那些违反直觉的思维开辟了现代科学的实验时代（也是瓦解权威的时代），带来了“零”的概念、熵、波义耳的元素说、数学推导、自然选择、随机性、颗粒遗传说、道尔顿的原子论、分布、形式逻辑、文化、香农对信息的定义以及量子，等等。
就如何理解我们的现状，有三种简单的思维工具：因果关系、道德冲突和错误判断。因果关系本身是在历史进化中形成的，能将我们对环境的表征简单化、图式化和聚焦。这种认知机制指引我们以原因为思维中心，即一个结果必然由某种原因引起。但要思考得更加全面和准确，我们就应该将结果理解为不同因素（包括阻碍条件的缺乏）的交互和关联的产物。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说：“当苹果成熟时就会从树上掉下来——它为什么掉下来呢？是因为受地球引力的吸引吗？是因为苹果茎干枯了吗？是因为由于太阳曝晒或是自身太重，或是风吹动了它吗……”现代科学家能不费吹灰之力就回答托尔斯泰的问题。但是，作为随机认知工具的使用者，我们的进化取决于那些能及时奏效的关键技能。因此，人类进化出了能突出因果关系的思维表征，我们操纵原因就能获得希望的结果，而那些不受我们操控的稳定因素（例如重力和人类本能）就被排除在了我们对原因的认知之外。同样，那些因果关系中的可变因素（风吹），虽然我们无法控制却能用来预测结果（苹果落地），也能用来表征我们对原因的认知，并让我们尽力规避风险。因为喜欢单一原因的简单思维，复杂因果关系常常被我们的认知所忽略，如果这一弱点被居心叵测者利用，我们对科学的理解就会被削弱，而我们对癌症、战争、暴力、心理问题、无神论、失业、天气和贫穷等现象的“原因”（无论是精英的、科学的，还是大众的）的讨论都会变得非常荒谬。
我们生存在进化的社会规则中，因此我们会认为他人的行为和结果由自由意志（即目的）所导致。也就是说，我们将“人”视为如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施动者”（the originator of his own actions）。假如结果不为我们所喜欢，我们就会忽略这种因果关系而归咎于施动者本身。我们假设任何结果和关系链条的回溯重点是人。归咎于他人的思维能让我们理所当然地责令他人，避免我们不喜欢的结果（或让其达成我们倾向的结果）。更直白地说，如果发生了很多人认为的坏结果，我们就有机会从各种因果关系中最终将矛头刻意指向我们的敌人（显然是替罪羊）。人类的道德心理学大多南辕北辙地演变出了道德战争，即残忍的“零和游戏”，攻击往往表现为通过污蔑或公开归咎于对手来达到消灭对方的目的，而防守则是让对手抓不到攻击自己的把柄。
归咎的道德游戏只是错误归因的一种。例如，流行病学家建议你最好在1905年后再成为内科医生，因为此前伊格兹·塞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发现的数据显示，后来的医生接生存活率比以前提升了一倍。既然在其真正发生作用几千年前内科医生就已存在，为什么这几千年会有内科医生？经济学家、预测者和专业的基金组合经理的成功率并不高于自然概率，但他们获得了巨额的薪酬。基于那些连气候历史都无法正确推导的气候模型，发展中国家的粮价已经上升到了惊人的地步。哪怕原告的患病概率并不高于其他人，律师也能为原告争取到巨额补偿。这是为什么？因为在每个现实事件的因果关系中，复杂性和混淆因素造成了不确定性。归因和归咎中的些微偏差（做错比不作为更严重）都会造成不可磨灭的错误信任与责罚。如果病人能恢复，那是因为我的英勇努力；如果不能，则是因为潜在疾病本身非常严重。这样的归因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如果能摒弃道德战争与更广泛的错误归因，我们至少能结束那些泯灭人性的有害错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