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莉森·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家，著有《宝宝也是哲学家》。
20世纪关于心理机制最伟大的发现不是“意识”，而是因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而进入大众视野的“无意识”。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无意识是一种激烈的自我，往往缺乏有意识的认知与推理。尽管已经有很多研究证明了弗洛伊德观点的不科学性，但它仍然广为人知。
真正能体现科技进步的“无意识”研究应该是图灵的“理性无意识”。如果像《盗梦空间》这样的电影想呈现科学的“无意识”，那它就应该让一群拿着计算尺的书呆子出镜，而不是拿着手枪的女人，这样至少能让观众们产生一种更有用的思想，虽然可能对票房无益。
洛克及休谟等早期的思想家有一些心理学发现，尽管他们用来描述这些发现的基本概念是“观念”。现代计算机之父艾伦·图灵的研究开始于思考高度意识化和严密的“人体计算机”，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布莱切利园里破译德军密码的女人们的组合。图灵最早的洞见是：人类计算的方式完全可以在没有意识的机器中实现。机器绝对能够利用和“人体计算机”一样的理性步骤去解密德军情报。由继电器和真空管组成的无意识计算机可以和血肉之躯的人体计算机一样成功解密。
接下来，图灵发现，我们可以将人类思维和大脑也看作一个无意识的计算机。布莱切利园里的人每天的工作就是运转自己的大脑，她们的每一点发现都是非常重要和准确的，尽管她们自己并未察觉。在一堆混乱的图片中发现某个目标的隐藏信息是很困难，同时也很重要的，在纳粹繁杂的电报密文中发现潜艇信息也极不容易，但人们却能奇迹般地做到这一切。
近期的认知科学家又在“理性无意识”的理论中加入了“概率”的概念，所以我们可以借此描述一种无意识的心理状态，并可以设计出一种能进行归纳和演绎推理的计算机。借助于概率的逻辑，一个系统能准确了解世界渐变的概率模型，验证众多假设中的某一个，并根据新的证据不断修正假设。这样的工作依赖于某种逆向工程，但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楚一个理性系统是如何从证据中得出最佳推断的，我们常常会发现那些无意识的思维就能做到这一点。
这样的策略带来了认知科学的一些重大进展，却未能引起大众的广泛关注，人们似乎更加关注性、暴力和进化心理学（就像弗洛伊德式的场景，它们被电影导演借鉴使用，用来提高票房）。视觉科学研究的，是我们如何将投射在视网膜上的杂乱信息整合为对外部世界的准确感知，它可以说是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中最为成功的分支，因为我们的潜意识里认为视觉系统能够理性加工那些投射在视网膜上的信息。视觉科学家一开始研究的是如何解决视觉的局限性问题，但深入之后发现问题在于大脑的运行机制。
关于理性无意识的概念也改变了我们对那些传统上认为的非理性生物，如对小孩和动物的科学理解，也改变了我们日常思维。弗洛伊德的理论将婴儿定义为幻想、非理性和无意识的。即使是在经典的皮亚杰理论中，年幼的儿童也处于前逻辑阶段。但是当今科学研究发现，如果早期儿童是无意识的，那他们的学习、归纳与推理能力与他们的经验将无法匹配。理性无意识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婴儿在看似没有任何意识思维的时候却有着惊人的学习能力。
理性无意识对于日常思维的另一贡献在于，它能将有意识的经验和我们颅腔内的灰色粘性物质（gray goo）联系起来。我们的经验和大脑之间的差别巨大，所以人们对那些表明知识、爱和信仰是作用在大脑中的研究，总是感到新奇和怀疑。理性无意识和有意识的经验及神经学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总认为我们能了解自己的思维，我们有意识的经验就是最佳佐证。但是很多有趣的社会和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理性无意识思维和有意识的经验截然不同。例如，尽管我们总能在无意识中做出微妙的概率判断，但我们对于概率的有意识理解却是极其有限的。关于意识的研究只让我们意识到，思维和经验之间的关系多么复杂微妙且难以预测。
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一切，神经科学家必须突破简单区分脑区功能的“新颅相学”窠臼，因为理性无意识已经不止表明了大脑功能的区域，还揭示了大脑功能的机制和动因。不得不说，视觉科学走在了前面，一些视觉科学研究表明，某些特定的神经元网络能像计算机一样解决视觉问题。
当然，理性无意识有它的局限性。视觉幻象说明我们精确的视觉系统也会犯错。虽然有意识的反思有时候也会误入歧途，但它提供了一种纠偏功能作为理性无意识的补充，就像为眼镜配上度数合适的镜片一样，科学家也无非就是在纠偏而已。
理性无意识的最大优点在于，它让我们明白，理性发现不是那些我们称之为科学的艰涩研究，而是我们每个人的天赋能力。真正去深入挖掘我们的内在与童真并不一定能让我们更幸福，或者增强我们的适应能力，但却能让我们知道自己有多聪明。
注：本文作者艾莉森·高普尼克著作《宝宝也是哲学家》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