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施托登（Victoria Stodden）：
计算法律学者、哥伦比亚大学统计系助理教授。
物理学家创造了“相变”这个词，用来形容物理形态变化的状态，比如：由液体变成气体。这一概念已经被很多学术圈用来描述其他种类的过渡，从社会学（从狩猎到农耕）到统计学（将算法的陡变作为参数变化），但它尚未成为日常词汇的一部分。
相变非常有趣的一点是，它描述了由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看似不相关的状态，所以提供了一种挑战我们直觉的现象模型。大家都知道水是液体，谁能想象在加热后会变成气体呢？物理环境中的相变有非常精确的数学定义，即使没有这种精确性，这个概念也可以有效地应用于更广的范围，尤其是规模突变和意外变化。
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想象——一张纸上有一些圆点。现在，增加一个维度——圆点在一个立方体里运动。即使我们能继续想象四个维度，我们是否能猜出所有这些点都位于点的凸包上呢？如果维度超过三个，那么它们总是会落在凸包上的。在数学意义上，是没有什么相变的，但是随着维度不断增加，系统会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变化。
我将这种变化称为“型变”（scale transitions），规模增加带来的意外结果。例如，一个系统里互动的人数增加就会产生一些意料之外的结果：大规模市场的运行常常是和直觉相悖的。租房管制法律会限制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供应，而最低工资保障法会减少低工资的工作机会（詹姆斯·弗林赋予“市场”的“简化抽象概念”例证；在这里我感兴趣的是大型市场系统违反直觉的运行方式）。试想一下强化交流的偶然效应，如交流和人际沟通会产生出乎意料的新想法和创新点；大型计算竟然会降低科学数据和代码的再现能力；描述比分享更难。“型变”的概念没有明确的指向性，只是当我们的本能在大型情境中行不通时的一种理解框架。
这和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Merton）的“意外结果”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谓型变，描述的是系统而不是个人的目的性行为，而且与规模增长带来的变化直接相关。我们的本能往往看起来会随着规模大小而分解和区分，但是我们需要将周围世界中违反直觉的变化进行概念化。数字时代的最大特征可能是在大规模数据存储、处理性能和联结性提供的便利下，能让我们处理各种规模的不同问题。随着技术越来越发达，我相信型变也会越来越普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