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亨德森（Mark Henderson）：
《泰晤士报》科学版块编辑，著有《你不可不知的50个基因秘密》。
大多数人都认为科学只有一两种，认为科学是关于世界的理解与知识，包括重力、光合作用和进化等，或是这些知识产生的技术，比如疫苗、计算机和汽车等。但是正如卡尔·萨根（Carl Sagan）在《魔鬼出没的世界》（The Demon-Haunted World）中解释的那样，除了以上事物，科学也可以是别的事物。科学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但还不是完美的）逐步接近事物真相的方式。
科学是开放性的，只要有新证据就会接受改进。它是反独裁的：任何人都可以有所贡献，也都可能会犯错。科学总是在积极检验各种命题，能在不确定性中安身立命。这样的特点让科学方法成为发现问题的最佳途径。但是，因为某些关于“科学的”成见，科学方法的力量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科学作为一种方法可以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中发挥作用，而不仅只是在实验室。但是，目前科学在公众生活中依然是缺失的。政客和公务员几乎没有意识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可以用来制定更有效的政策，甚至能帮他们赢得选票。
例如，在教育和刑事司法中，干预措施往往会在没有被恰当评估的情况下实施。而这两个领域完全可以利用这一最有效的科学技术——随机化控制实验。但现实是，在新举措落实到位之前，这样的科学方法都不会被使用。实验试点往往少得可怜，根本收集不到能有效评估政策的数据。
医学研究委员会的希拉·伯德（Sheila Bird）批评了英国政府在一塌糊涂的试点之后，就颁布了“毒品治疗和检测令”（Drug Treatment and Testing Order）的做法，因为他们采用的实验对象太少了，而且也没有设立随机测验和对照组，而法官也没有被要求记录他们是如何审判违反者的。
公共服务的文化可以吸收自我批判的科学文化的经验。正如英国卡迪夫大学的乔纳森·谢泼德（Jonathan Shepherd）教授所言，社会治安、社会关怀和教育领域缺乏如医学般兼具科研和实践能力的核心力量——有些人能实践，有些人能科研，但这些人往往不是同一群人。警察、老师和社会工作者不会像医生、工程师和实验科学家们一样去检查自己的工作方式。你想想有多少警察局会搞研讨会？
科学方法和批判性思维能让“科学”不再孤单。如果科学能帮助我们理解微秒的产生或者核糖体的结构，那它也一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处理当下的社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