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布里·德格雷（Aubrey de Grey）：
老年学家、SENS 基金会首席科学官，与迈克尔·雷（Michael Rae）合著《终结衰老》（Ending Aging）。
爱因斯坦的至高荣誉不仅源于他对科学的持续践行，也因为他有许多将科学置身现实环境的至理名言。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就不是科学研究了”。这一喜闻乐见的观点为其他领域的许多专家所认同，它巧妙地混合了大众对于专家工作难度的同情与鄙夷。
当今科学家的首要困境就是如何与大众沟通对不确定性的管理。大众一般会认为，专家比其他人更熟悉和明白当下的社会问题，但科学家很难让大众明白所谓的“比其他人更明白”并不意味着明白“所有事情”。尤其是哪怕专家只是熟悉某一方面的知识，但公众却要求他们必须了解如何从中做出最优选择。而且，这样的选择必须被品头论足，无论是在实验室、新闻编辑室，还是政策讨论办公室。
当然，很多专家并不擅长向公众解释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因为专家很少参与公众交流，也不会刻意去培养与公众打交道的能力。一般的大学新闻办公室可以提供这样的训练和建议，但专家们往往很少利用这样的资源，而需要利用的时候往往为时已晚。
但在我看来，这还是次要的。作为一个常常与公众进行沟通的科学家，我可以肯定地说，经验的帮助非常有限。一个最根本的障碍是：非科学从业者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持有关注不确定性管理的顽固本能，这种本能通常是奏效的但截然不同于科学技术中的最优化原则。当然，在这里技术更重要，因为技术就是让科学和现实世界结合并有效沟通的途径。
这样的失败案例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无论是猪流感、禽流感、转基因作物，还是干细胞，大众在这些技术上的观点与科学家彻底背离，这使我们不得不同情科学家犯的错误。就像细胞核移植被称为“克隆”，最终结局就是在随后几年里，相关的重要研究都被叫停了。
但是，这一问题的突出危害在于公众的自残——风险规避。当不确定性涉及道德（例如细胞核移植）或经济政策（如流感防疫）等领域时，如果规划合理，这些问题是可以规避的。但是公众绝不会对风险持这样的态度，有一个典型的例证：在一次有争议的自闭症疫苗研究之后，针对儿童疾病的疫苗研究大大减少了。另一个力证是，因为某次实验中有一人死亡，此后至少一年内所有采用基因疗法的临床试验都被监管了，这一决定当然是管理机构审定的，却也符合民意。
对前沿技术风险收益比率的态度就是对未知的恐惧，也是一种扬弊抑利的非理性保守主义，这对于未来生活的质和量，都会产生不容忽视的危害。如果“恐惧”意味着“谨慎”，那么对未知的恐惧并非多么不理性。但人们往往过于谨慎了，如果公众能对新技术开发的风险评估有更深入的了解，并且能为了未来的巨大获益而忍受短期的风险，那么所有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生物医药技术，都将突飞猛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