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亚历山大（Stephon H.Alexander）：达特茅斯学院自然科学教授，物理学和天文学副教授。
我担心谁是科学竞技场的赢家，谁将被淘汰。我在纽约长大，小时候曾学过爵士乐，我总是能够得到鼓励和奖励。当需要选拔优秀乐手时，音乐老师、长辈和同龄人都具有包容性，给每个人独奏的机会，如果合格了，就可以进一步学习。
遗憾的是，除了少数开明的人，在某些科学学科中，专业内容很少包括少数人的集体经验。（这超越了种族，包括“有不同想法”的少数人。）鉴于美国的人口趋势，有些人认为，我们为了提高自己在STEM（指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科）相关领域的竞争力，需要将科学工作深入到人口日益增长的拉美裔人和黑人群体中。我担心，当资金结构倾向于解决中小学和大学的问题时，就不会认真讨论在学院中招聘和晋升不同肤色的人。大量研究已经表明，缺少了这些少数人群体中的模范代表，对取得科学成就会产生不利影响。
科学上缺乏包容性的问题不是平权法案通常讨论的内容。才华出众的人，不论其背景如何，都应该让他们感到自己被赋予机会是因为能力，而不是政策使然。科学界需要容忍不同意见的存在，并真诚感谢它们的存在，包括那些使我们感觉不舒服的不同意见，尤其要感谢那些以不同于我们的方式看待世界和思考问题的人。
我明白种族的包容性问题是敏感的，并带有复杂的社会学和政治色彩。但我确实认为这是我们科学家亟待解决的大问题，我们需要有诚实和包容的态度，随着美国人口（以及整个世界人口）的变化，我们确实应该着手准备各级学院，与少数人群体共享资源和各种优势。带着我朋友布莱恩·伊诺那样的奉献精神，我已经接受挑战，大胆提出了可能令人不舒服的观点，因为这样做比文质彬彬更富有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