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纳森·戈特沙尔（Jonathan Gottschall）：华盛顿杰弗逊学院英语副教授，著有《讲故事的动物：故事如何成就人类》（The Storytelling Animal：How Stories Make Us Human）。
在大量枪击事件之后，我们迫切需要知道“为什么”，进而才能知道“怎么做”——我们怎么做才能阻止枪击事件不再发生？当学校、商场或办公室发生枪击事件时，持左派观点的人通常把它归咎于不严格的枪支法律，建议严加管理。持右派观点的人则往往归咎于文化因素——影响文化健康发展的暴力电子游戏和电影美化了肆无忌惮的暴力行为，使年轻人对暴力麻木不仁——他们不把松散的枪支管控看作屠杀的原因，而是看作我们防御屠杀的最好措施。
但是指责媒介的想法是老套的，也是不对的。首先，从实际情况看，我们应该在哪里划定界限？如果我们设法禁止《毁灭战士》（Doom）、《使命召唤》（Call of Duty）和《光晕》（Halo）这些射击类游戏，那么，关于《拯救大兵瑞恩》和同样暴力的经典影片，像血腥的改编自荷马所著的《伊利亚特》，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应该删除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杀戮场景吗？
其次，反映暴力的媒介促进了暴力行为的发生，这种说法非常不可靠。暴力是娱乐经济的一个主要的——或许是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在电视节目、小说、电影和电子游戏中目睹了大量虚假的暴力，然而，经过50年坚持不懈的调查，虚构的暴力行为与它对现实世界的影响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至今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我们了解的暴力行为越多，在现实世界中就越有可能表现出攻击性。其他研究人员则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并以方法论为基础，对其研究进行批评，他们指出，无数人观看暴力电影、玩暴力游戏，但丝毫没有杀人的冲动。像史蒂芬·平克那样的科学家指出，我们正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消费着暴力娱乐，然而却从来没处在低风险的血腥死亡中。我们观看的暴力娱乐节目越多，就变得越平和、越遵纪守法。
媒体上的暴力节目真的能帮助减少暴力犯罪吗？这种观念或许不像起初看起来那样反常。媒体暴力的批评者设想各种场景，让我们间接沉迷于肆无忌惮的野蛮行径中，但在大多数电子游戏中发现的信息却有很强的亲社会性。冒险类型的电子游戏几乎总是将玩家置身于发挥英雄作用的场景中，他们勇敢面对各种混乱和毁灭的力量。当你玩电子游戏时，它没有将你训练成疯狂杀手，而是把你培养成为好人，能够挺身而出，将自己置于邪恶与受害者之间。
这同样适用于虚构暴力的传统表现形式——电影、电视和小说。几乎无一例外，当故事中的歹徒杀人时，人们谴责他的暴力行为；当英雄杀人时，人们认为他的行为是壮举。小说宣传的是，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暴力才可以接受——即防止坏人或恃强者欺负好人、凌辱弱者时。有些游戏，比如《侠盗猎车手》（Grand Theft Auto），似乎是给不良行为以赞美和奖励（尽管是以半讽刺的形式），但是那些游戏臭名远扬，不能证明一般规则。斯蒂芬·金（Stephen King）在他的著作《死亡之舞》（Danse Macabre）中谈及的对恐怖故事的看法，广泛适用于一切形式的假想暴力：
恐怖故事，在它的獠牙和恐怖的假面之下，真的像穿着三件套细条纹西装的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人一样保守……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向我们展示冒险进入禁地的人身上所发生的可怕事情，来重申遵守规范的美德。在大多数恐怖故事的框架内，我们都能发现一个道德准则，它如此具有约束力，以致可以使清教徒感到欣慰。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众多枪击事件所导致的悲剧呢？首先，无论是在娱乐行业还是枪支游说团体中，我们必须抵制那种要找到替罪羊的习惯性思维方式。即使我们能够阻止那些情绪不稳定的人远离虚构的暴力，他们仍然可以从晚间新闻、历史、《圣经》或自己狂热的梦想中得到很多启示；即使我们能通过法律，不使枪支落入坏人手中（这对一个估计有3亿美元私下枪支交易的国家来说，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但我们如何阻止他们用简易炸药杀人或开着SUV冲撞人群呢？
其次，尽管很难，但我们必须时刻警惕这些恐怖主义行为。身处发生枪击事件的地方是危险的，但去学校、剧院、政治集会路上发生交通事故的危险性更大。与其努力把枪放在“好人”手中或进行关于枪支和娱乐在美国人生活中作用的文化辩论，不如通过关注道路安全等事情，挽救更多人的生命。这虽是老生常谈，但事实的确如此。当我们反应过度时，是恐怖分子获得了胜利；当我们反应过度时，我们就会给予枪击事件制造者的弥母以更多关注，而这种关注，正是它迅速发展所必需的。
所以，虚构的暴力不应该是我们担心的。
应该担心的是：我们所遭受的痛苦和恐惧，使我们对现实中的暴力采取的无效的应对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