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cholas A. Christakis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哈佛大学医学博士，社会学学者。
与詹姆斯·富勒（James Fowler）合著有《大连接》。
我真的不担心科学给社会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并且很乐于抛开对核能、转基因食品甚至是病毒基因序列消息的恐惧。相反，我更担心社会可能带给科学的不利之处，我认为我们都应该担心。
我已经看到过很多政府对科学的干预，它们扰乱人心而又毫无裨益：法律禁止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对枪支暴力的流行病学进行分析；法律要求给我们的孩子进行“智能设计”教学；法律监管干细胞科学；法律还影响气候科学。如同旧时的神父那样，政治家和权威人士借助互联网与电视，以中世纪人们特有的腔调谴责科学。
当然，自从伽利略受到宗教裁判所的传唤开始，社会、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因素就已经影响了科学活动的开展。事实上，当付钱让阿基米德设计战争武器时，社会因素就已经具有了这种作用，这种作用甚至可以追溯到人类有记录以来。所以，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力量在影响科学活动，比如我们研究什么，如何研究，为什么研究，谁去研究？
不过，虽然科学一直“由社会建构”，但也只是到了20世纪后期，社会的干预才日趋明显。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过去几个世纪的科学家能持有那样一些观点了（甚至还进行了“客观的”观察），它们不仅明显是错的，而且明显受到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影响。从分析犯罪的颅相学原因到诊断那些因“漫游狂症”而逃跑的奴隶，所有的观点都以科学作为伪装。
在当前历史时刻，我们真的应该担心这股由来已久、不可避免的社会政治力量对科学的干预，因为我们的健康、安全和财富如此依赖于科学的进步，其依赖程度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科学形成的方式能够影响我们的幸福感，因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知识的不断积累，科学和发明能使我们越来越富有。在过去的200年里，科学发现的步伐在不断加快，导致经济的同步增长，有时还会因某种原因而先于经济的增长。
因此，当科学（和科学教育）成为政治家的玩物时，当科学家被视为类似于任何其他利益集团（与农民和银行家相同）而不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身份时，我们应当予以关注。我们应该担心政治对科学的干预，甚至是反对，它会伤害我们所有人。我并不是说科学家应该与社会隔绝，没有道德顾忌或不受集体监督。但是把科学看作独断专行的或具有威胁性的活动，把科学家看作（仅仅是）自私自利的人，并利用那些借口来限制科学研究或扭曲科学上的发现，这是危险的。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鉴于21世纪科学活动方式的改变，科学活动的开展更需要政府的支持和社会的监督。孤独的科学家（牛顿、达尔文、居里夫人、亨利·卡文迪许、布莱恩·考克斯）用有限的资源得到重大发现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若要更好地从事科学研究，必须有大规模的资源和跨学科的团队。如果我们想要做好自己的工作，除了依靠广泛的社会支持和公共资金外，别无选择，所以不可避免要考虑到政治因素。我们不想有——甚至也没有——不受约束和控制、未经权衡或带有偏见的科学研究。
因此，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复杂的难题。对于那些想两者兼得的人——既希望公众支持科学，也希望政府停止干预——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也非常想两者兼得。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担心政客和公众是否会忽略这一事实，即科学研究归根结底是一种公益活动。
注：本文作者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的《大连接》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