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uglas Rushkoff道格拉斯·洛西科夫：传媒理论家，纪录片制片人。
著有《当下的冲击》。
我们应该担心人类神经系统的衰退。应该担心某个事物——可能是环境的，但也可能是比环境更细微的——这个事物和那些功能良好的感知装置一起，正在减弱我们抚养下一代的能力。我们应该担忧，作为一个物种，这不仅关系着社会未来的经济，也关系着我们的集体认知和意识的发展。
想一想被归类为有“特殊需要”的年轻人不断上升的比例。据目前统计，88个孩子中就有一个患有自闭症范畴内病变——其中，54个男孩中就会有一个。3～17岁的孩子中，8%有学习障碍，7%有注意力缺陷多动症（ADHD）。这些数字还在持续上升。患有这些障碍的大多数儿童都同时有“复合病态”，如焦虑症、感觉异常障碍、智能障碍和社交障碍。这些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可能需要特殊教育，另外，在他们的余生还需要特殊照顾和特别看护者。总要有人为此有所付出才行。
此外，当这些有缺陷的孩子人数增加时，培养和教育他们所用的资源数量反而下降了。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孩子越多（每年需要10万美元或更高数额的资金），剩余的钱就会越少，普通班的人数就会增多。当然，针对这些问题有许多社会救济办法，从加强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参与，到对教育本身的根本反思，等等。但我们受到良好教育的程度越低，解决这些问题时，准备得就越不充分。
谱系障碍恰好是神经死亡最明显的证据。我们必须注意SSrI（一种常用的抗抑郁药）和其他提高情绪类药物的大量使用。不像那些迷幻药和其他人们熟知的药物，SSrI类药物被研制为可持续使用的药物。通过把紧张、焦虑甚至短暂的抑郁当作慢性疾病，开这些处方药的医生们（受兜售给他们药物的公司的影响）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神经生化。年龄在40～59岁之间23%的美国女性服用SSrI，这一事实或许使我们较少谈及这个群体的抑郁倾向，而是更多地谈论我们的社会目前对这些女性的反应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麻醉受害者可能是仁慈行为，但作为一种文化和一个物种，这只是麻痹了我们集体的自我协调能力。
因此，一方面，我们应该担心未来只有少数人是健康的，他们照顾着大批“神经系统功能不健全”的成年人。在受媒体影响且充斥着愚昧的信念、公路暴力和对刺激不恰当反应的社会中，我们看到这种现象正在形成。日常生活，例如吃饭就医以及民主体制得以正常运转等，这些所依赖的那些理智的人们，其数量似乎在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脾气暴躁、有自卑感及无法阅读基本社会信息的人。另一方面，如果所有这些不良情绪困扰着我们，就应该服用药物以改变自身对社会现象的感知能力和反应，因为这些社会现象无疑能使健康的人抑郁。已经选择通过药物控制自己情绪变化程度的人，其数量值得担忧。他们不再具备见证我们集体现实的能力，但却很少有人对此感到担忧，进而采取必要行动。
更严重的是，所有这些药物最终都会流进我们的供水系统，或者远不止如此，结果很可能导致患各种生理障碍的儿童数量增加。（例如，怀孕期间服用SSrI，生育自闭症婴儿的概率就会翻倍。）所以我们回到原点，越来越多的智障儿童，越来越少的健康人，对这种恶性循环，我们越来越无能为力，或者失去了关注它的能力。
除此之外，我们应该担心的不是人类要失去的生物圈，而是我们丢失的灵魂。共同的感知和认知能力是人类最大的进化成果，是赋予生物学以意义的活动。人类神经网络正处于恶化过程中，感知能力正偏离方向，这种偏离是不由自主的，也是人为操控的。在更广阔的科学界，大多数人所能做的就是希望科技能改变目前的懈怠状态，为我们提供更精确的传感器、更快的网络和一个新的可以适应现实复杂性的舒适的“家”。
我们应该担心，没有了人类，这种网络不能发挥作用；我们也应该担心，没有了人类，它们可能发挥什么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