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萨巴格（Karl Sabbagh）：作家，电视节目制作人，著有《记住童年：记忆是如何背叛我们的》（Remembering Our Childhood：How Memory Betrays Us）。
我们社会最令人担心的一面就是对正常人行为的不设防。尽管原罪的说法渗透在基督教义之中，我们大多数人对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数人持有的看法是，总的来说，他们不是罪犯、骗子、卑鄙的人、自私的人，或者寻求一夜暴富的人。不良行为被视为应当受到警告的行为，要对其进行报道、给予分析，而对不撒谎和不欺骗的人，则认为是理所当然。好的行为被视为人类的默认模式，而不良行为则被看作是“偏离常规的”。但是，从个人经验和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的实验来看，我们知道“正常人”并不都是纯洁的圣徒。
不愿以恶意揣度别人的观念遍布社会，并以各种方式伤害我们。当前最令人震惊的例子，当然是关于银行家和金融家的例子，这些人已经向我们证明，只有对他们的活动进行严格的限制，才能阻止他们窃取我们的资金、霸占丰厚薪金和因公司倒闭而补偿的天价遣散费。正是这些金融机构自己强烈反对受到严格的限制，在他们的每一个罪行被曝光后，都承诺自我监管可以阻止下一个罪行的出现。但任何一张日报都将给我们提供无数的例子，证明当他们（或许也就是我们？）能偷一把时，就肯定偷一把。
有很多心理学项目是研究人如何变坏的。这通常以假设人本性善良开始，试图解释为什么一些人远离了“正常”。难道现在还不是时候，让我们以与此相反的观点去调查为什么有些人（或许不是很多）是“善良的”吗？如果你仔细找，就能发现这样的例子。例如，当银行家伪造数据、医生掩盖错误、牧师虐待儿童或政治家挪用公款时，这时出现的揭发者就是“好人”。事与愿违，揭发者非但没有因为他们的善举受到欢迎，反而遭到排斥。这种排斥甚至来自那些外表看起来并非伪善的乡愿，这些人觉得检举违法行为本身就令人反感。
就像有证据表明人的左翼或右翼的政治信仰有其生物学基础一样，或许我们应该找一找“好”的人性的生物学基础。所以许多世界性问题在本质上都是以牺牲他人为代价，努力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人性，即国家性所导致的。即使想着手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也会有个人或集团出于私利而横加干扰。
所以我们应该担心的是，科学正错过一个可能的替代解决方案，而这个方案是为我们的许多问题提供的。我们应该考虑如何让更多人变“好”，而不是努力弄清什么使人变“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