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多·萨尔塞多-阿尔瓦兰（Eduardo Salcedo-Albarán）：哲学家和政治学家，科学旋涡（Scientific Vortex）公司董事。
根据传统政治学和历史，中世纪的王国是根据上帝和国王的旨意建立的，之后才出现了现代世俗国家。这些国家由世俗的法律所保障，旨在保护社会公益和人身自由。显然，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实行民主制，拥有公正的法律体系，保障人权，从而进入现代国家的行列。然而，我们应该担忧这样的几个“现代”国家。实际上，它们是为不法行为而建立的，国家法律由犯罪分子颁布，更糟糕的是，这些国家通过正式的和所谓“法定的”民主程序而被合法化。之所以给“法定的”一词加上引号，是因为现实社会往往与权威社会科学的描述不一致。
像电影中展现的画面一样，我们常常认为犯罪就是坏人和好人作对，坏人和好人只有在行贿或进行渗透时才偶尔在一起。但数据显示，好人和坏人之间相互勾结和利用的灰色地带始终存在，比如：叛乱分子和反叛乱分子、公职人员、政客们、候选人和形形色色的私人代理根据他们各自（有时候是犯罪分子）的利益共同起草和制定社会的各项规章制度。
在这样的国家，大多数形式上的民主得以保留：提交议案、通过法律、展开选举程序。但在形式掩盖之下，犯罪分子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非洲某些国家，私人企业、叛乱分子和公职人员相互勾结、共同腐败，最后导致严重暴乱。
相似的情况在墨西哥、危地马拉和哥伦比亚也有发生。2012年，美国请求引渡危地马拉前总统，他曾参与大规模洗钱计划。2009年，在墨西哥，米却肯州的38名市长因与当地的家族黑帮相互勾结而被捕。2001年7月，在哥伦比亚，30位州长、市长、政治领导人及候选人与反叛乱组织哥伦比亚联合自卫队签署了一项秘密协议，目的是通过制定新的规章制度重新建立哥伦比亚政府。一部分参与者后来成为国家立法委员会委员。
这不是执法人员偶尔腐败的问题，这是在制定最根本的法律制度时的严重腐败和相互勾结。所以这不再是坏人面对好人问题，相反，坏人扮演了好人的角色，其犯罪利益受到国家法律和制度的保护。
于是下面的问题就出现了：对犯罪分子解释提交和通过的法案怎样看？这些是“真正”的法律吗？我们应该要求民众根据法律是否支持犯罪集团而做出服从或不服从的决定吗？如果立法人员支持的不是犯罪集团而是有影响力的大公司，那又该怎样呢？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法律”的概念吗？我们需要重新定义“国家”的概念吗？
这不只是概念上的问题。
民法和刑法是我们日常行为规范的基础。我们的所思所想和所为都是大脑与身边的行为规范、规章制度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这些行为规范和规章制度以犯罪分子的利益为基础，我们对是非好坏的判断标准也会随之改变，我们就会生活在一个“不法”就是“法”的社会中，一个被认为是政府失职的社会。结果就是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使犯罪集团更加强大，势力扩张到国外，并参与各种犯罪活动——大范围的腐败、灭绝人性的屠杀、贩卖人口、绑架、敲诈勒索及暴力犯罪。在传统的社会科学中，我们可以一分为二地看待合法与不合法、理性与感性、微观与宏观、个体与社会及其他诸如此类的现象，但我们不能理解和解释这些国家当前的社会现状。
除了原有的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还需要新的综合性研究方法来解释当前的社会现状，所以我们也担心无法引起社会学家关注我所描述的现状。就在他们专注于用传统方法解释现状时，一些国家已经陷入混乱。
就像医学、工程学、遗传学、人工智能和生物化学之间界限的交汇和融合，使我们通过新的综合方法重新定义了生命的内涵一样，各种社会科学之间界限的交汇和消失将允许我们重新定义诸如“犯罪”“法律”和“国家”的概念，使它们更符合现实。就像我们不再从有机/无机或自然/人工方面看待这个世界一样，我们也不再从合法/非法或感性/理性角度看待人类社会。
我们需要担心以违法行为缔造的政府，也要担心那些传统的方法试图解释它们的社会，社会需要军队、执法机构和国家政策，更重要的是，社会需要大量具有挑战精神和前卫精神的思想家，他们不惧怕科学之间界限的消除，他们更关心现实社会的改进，而不是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这才是一个帮助弱小国家实现人类巨大潜能的先进思想家的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