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里斯（Antony Garrett Lisi）：理论物理学家。
在未来100年里，除非人类取得一些关键性的研究突破，否则，你将肯定会死去。在这个悲剧时刻来临之前，你可能还要直面最深爱的朋友与家人逐渐衰老、虚弱和死亡——他们的个性和所有记忆将永久地烟消云散。一遍遍地目睹这样的过程，虽然理智会不断用“自然过程”的说法劝慰我们，但你还是感到可怕、悲伤、心碎。个人死亡的前景是恐怖的，这使很多人不愿坦诚地面对它。凝视虚空并确信——真诚地确信——我们的存在将突然地结束：死亦自然，我们却没有在感情上和知性上做好准备去接受它。相反，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自欺或欺人。
有史以来最大的谎言就是存在一个神秘的来世。几千年来，这个谎言被用来鼓舞年轻人上战场，并在牺牲之前激发他们的勇气。更糟的情况是，当面对痛苦和失败，多数人用美好来世的故事对自己撒谎，尽管这类事情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
但是，当死亡既不可避免又因过于可怕而无法被面对时，分享和相信来世的愉悦幻想为什么会有破坏性呢？因为这是有害的，它会导致现世中的糟糕决定，而我们又仅有这么一世。认识到生命如此短暂，就应该更加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与每一次交往。在生命中找到的、创造的幸福和爱是我们得到的全部。宇宙中没有神灵关爱我们的事实，使我们彼此的关爱尤其重要。
因为大多数人在死亡的问题上欺骗自己，而非担忧它，我们漏掉了一种可能性，由先进技术带来的基本可能性：我们即将面临的虚无，或许并非像我们想的那样不可避免。从物理学角度看，经过数千年或更长时间，我们健康的人类生命没有理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延长。它只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问题。但是就各种心理的、社会的以及政治的原因来说，我们却不够努力。
当然，存在一些反对延长生命的争论。最常见的辩解在于年迈和死亡是自然的事。不过，包括脊髓灰质炎、天花和麻风病在内的所有可以用技术治愈的疾病都是自然的事，但明显不是合意的。自然可以是美丽的，也可以是可怕的，而我们已经能够通过科学技术缓解一些恐惧了。
第二个最常见的辩解是大幅度延长寿命将对环境造成不可持续的压力。但是，一个不死的人对环境造成的压力将不会大过生养一个孩子。另外，一个重新恢复活力的人，肯定比一个年老多病的人需要更少的医疗费用——通常非常昂贵，同时也易被激发去爱护未来的环境，因为他或她本身要生活在未来的机会更大。
第三个反对延长生命的辩解是，所有显著地延长人类寿命的努力都失败了。确实如此，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英雄查克·耶格尔（Chuck Yeager）飞快地突破音障之前，很多人也持相同的态度——坚信音障不可能被打破。
尽管快速找到延缓或逆转衰老的技术方法，其可能性很低，我们还是不该忽略它。当然，即使我们在有生之年对延长生命的研究投入再多，也不可能享受到最终成果了。虽然这个星球上还有其他烦心的问题，但是没有一个比个人问题更重要。不过，即使有这样的动因，花在长寿研究上的资金也还是太少了。因为没有成功的先例以及宗教信仰的原因，政府不会资助它。还因为取得成功会非常困难，市场上泛滥着虚假的流言，实业界也没有解决这类问题的兴趣。虽然它的利润可能是天文数字，却没有遂愿的捷径，这与改进化妆品的前景不一样。花在治疗秃顶研究上的钱是花在衰老研究上的百倍不止。或许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自己延展了生命的长度，但这只是服用一粒药丸而产生的副作用，这粒药丸的本来功效是让我们的头发更浓密。
在一个没有确定成功记录的领域，这种荒唐的局面是典型的高风险、高回报的研究。即使有强烈的动因，资金支持也几乎不存在。致力于延长生命研究的科学家们往往缺少设备或一份保障生活质量的薪水，而且要以他们的职业生涯为赌注来冒险，去从事一次次失败的稀奇古怪的研究。这些问题是难解的。不过，即使资源有限，少数科学家也正投身于这一目标中，因为生命攸关。想要成功则需要一个在规模上类似于曼哈顿计划的研究，但是政府和实业界会一如既往地不支持它。最大的希望在于私人能迈出这一步，直接资助或通过为此目的而设立的组织资助这项研究。也许一个古怪的、富有远见的亿万富翁想要一个不死的机会，或许很多人集腋成裘而使这项研究开展起来。在某种程度上，这项研究也正在进行中，因此就给了我希望。
就个人而言，我清楚自己与其他人不同，但我也会有一个接受必死命运的困难期。当我想到所有过世的人和将要死去的人，以及我自己日益迫近的生命终点，这让我难受。因为对地府的厌恶，我对技术解决衰老和死亡抱有的希望可能有所偏颇，这是完全可能的。实事求是地说，虽然我希望在自己死之前能实现根本意义上的长寿，鉴于目前的技术进步速率，很有可能我刚好错过它。无所谓，不论衰老问题能在我有生之年还是百年之后得到解决，估计都不会太快。善良的人们在承受痛苦和经历死亡，这就需要我们尝试从未有过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