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丝特·戴森（Esther Dyson）：医疗保健、人力资本和航天初创领域企业董事会成员和投资人，埃戴产业控股公司（EDventure）董事，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前主席，著有《版本2.1：为生活在数字时代的设计》（Release 2.1：A Design for Living in the Digital Age）。
人类对什么东西会导致疾病的认识正在日益增长，我们应该担心由此引起的后果，特别是这些认识将怎样影响人类的自由。
能够弄明白什么样的膳食和行为会让大多数人保持健康，并已经被验证在使用中效果很好，这无疑让人激动万分。但是它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大众不承担责任，谁来承担责任。事实上，如果仅仅是假设医疗保健费用会产生负担，而社会承担了一些这样的责任，那么社会是否就有权事先干涉普通人呢？这使我想起这样的医疗讽刺：治疗比疾病更糟糕，或免疫反应比病原体更让人痛苦。
在这种情况下，触发点是我们不断增加的认识，了解了怎样会使自己生病或怎样保持健康：合理饮食，适量运动，不吸烟，饮酒有度，充足睡眠。很显然，这种无可挑剔的生活方式（加上用恰当的方法避免压力）对大多数人而言是身体健康的关键，对整个社会减少医疗费用来说亦是如此。
另外，我们对疾病的易感性遗传学和特异标志物的知识越来越多，有遗传倾向的人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来保持健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了解更多的具体相关性，而且能够辨别出（如果我们想这样做的话）易患某种疾病的人（以及因此增加的责任）。
需要担心的事情是社会怎样处理这类认识，不论是普通人还是那些承担额外负担的特定人群。我们都了解艺术家和那些至少有点疯狂的人，他们中很多人因害怕（正当的或不正当的）失去创造才能而回避治疗。其他人只是不想成为药罐子，只想顺其自然。况且，虽然很多医学知识可能正确，但不是全部。无疑它们也在不断变化。很多药物和其他治疗并不奏效，甚至可能造成附带伤害。如果你为了延长生命而使身体受到损害，那么究竟要延长多少岁月才能相互抵补呢？
总之，不可预知的健康灾难这一概念，正在让位于某些逐渐泛滥的事情。人们正理直气壮地质问社会，是否应该花钱保护那些生活在可预见危险状态中的人，那些拒绝在骑摩托车时戴上头盔的人，等等。但是，当有人确实罹患这样的灾难，即便是可预见的，社会心态也会改变，而且政府也要提供灾难救助。这种罕见情况正变得普遍起来。
所以问题是：我们有什么样的义务要好好地活下去？如果做不到那样，对这样的结果我们又有什么样的责任？我们又能怎样责怪父母、社会，或者是其他任何人——即便如此，我们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社会是否应该花钱预防而不是花钱补救那些本可以避免的结果？我们是否应该把具体责任强加给那些特别脆弱的人们？
这些问题并不新鲜，但是，如果我们要在预测和避免其结果上取得进展，这些问题就变得更加急迫了。对于怎样定义和分配责任并没有简单的答案。这是我们担心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