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斯·胡德（Bruce Hood）：布里斯托大学认知发展中心主任，著有《自我幻觉：社交活动如何影响大脑的发育》（The Self Illusion：How the Social Brain Creats Identity）。
作为一个专注于研究太阳系毁灭问题及宇宙熵量问题的人，我认为我们担心这类问题最终毫无意义。不管怎样，自然选择最终会纠正那些影响环境稳定的扰动。大自然自有它的解决办法，最终一切都不再存在（即太阳系灭亡）。所以我可以轻描淡写地说：“不用担心，高兴起来。”当然我们做不到这样，要高兴就意味着没有担心。我的关注点不是担心，而是我们如何看待科学，特别是如何看待（科学家们）追求影响力的狂热。
直到上个世纪，科学主要是各自独立的富人的特权，他们有条件和时间追求探索的热情。后来，大型商业公司也开始投资科研与开发，目的是通过创新胜过竞争对手，取得优势。20世纪早期，战争、经济萧条和疾病促使政府投资研究。这不仅扩大了研究范围，而且使更多的仅仅因为没有利润而开展不起来的大型项目得以启动，还产生了一个新职位：政府资助的科学家。
在英国，20世纪末是政府资助的黄金时期。自那以后，至少是在西方世界，政府对科学研究提供的资助明显减少了。今天要想得到资助就更难了，因为政府在世界性的经济萧条中挣扎。当然，除非研究能够带来经济收益。
申请研究资金曾经是这样的，用一两句话概括申请研究基金的预期结果，或以出版形式而普及，或在学术会议上作报告。今天在英国（我想在美国也是如此），基金申请的相当大篇幅要说明“影响力”。它确切的意思是什么呢？
根据英国研究理事会自己的指导方针，它必须是这样的：
良好科研行为对社会和经济的贡献应该是多方面的。与科研有关的知识和技能以下面的方式有益于个人、组织和国家：提振全球经济，特别是增强英国经济竞争力；提高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的有效性；改善生活、卫生保健和创新产品的质量。
这可不只是填表格、走形式。英国科学的卓越研究框架（REF）在对全英国研究进行评估时，是否有影响力是很重要的因素。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这样？答案就是纳税人的钱被用来资助科学研究，他们需要相应的回报。
首要的问题是，过度强调影响力已经把焦点从科学发现转移到科学应用方面。在过去的10年间，在我工作的部门，我已亲眼看到从事理论科学的人并不像从事应用研究的人那么容易获得政府资助。而且，应用研究也主要被经济财政目标所驱动，大学被鼓励与企业联合以弥补政府资助的减少。这很成问题，原因有两个：企业的运作方式与研究人员的不一致；另外，许多创新不被认为有实际用途，也就不可能出现在强调商业价值的环境中。我认为注重影响力是一种本末倒置，或者至少是没有意识到理论工作的价值。培根曾经说过：“意外的发现是追求科学的自然结果。”能记住这句话，我们就是明智的。
许多人的工作性质都难以用影响力来衡量。我自己的研究工作就是理论性的。当我被要求说明我的工作之影响力时，我得引用我喜欢的公众演讲的经历，因为坦白地讲，我感兴趣的东西并不能直接地促进经济。然而，要公众明白这一点不容易，特别是他们特别关心的问题。大多数公众——更重要的是告知他们的媒体——对科学方法和科学数据都不熟悉。这就是公众不相信科学家的一个原因，或者当科学家不能就有关问题给出直接答案时，比如接种或健康风险，公众也会感觉沮丧。大多数非科学工作者都不能理解用可能性、复杂性、多种因素相互作用这样的术语进行的解释。像“某某导致癌症”或“针对某某基因的发现”这样的大字标题体现了公众将科学结果简单化的需求。
最后，大多数学者已不能抵挡影响力的诱惑。每份科学杂志都有它的影响因子，即衡量文章被引用的次数。这种衡量标准是合情合理的，但因为杂志会优先发表那些新颖的科学研究，所以导致科研走上歧路。就像我们在过去几年里看到的，几位知名度很高的科学家因为在影响力极高的杂志上发表捏造的研究成果而名誉扫地，失去了工作。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仅仅是因为成功需要影响力。我关心的是影响力与良好科学研究不能相辅相成，因为影响力歪曲了科学的过程，弃谨慎于不顾，总想寻求即时回报。
或许我这种担心并无根据。科学研究就是自我纠正的过程。当世界经济复苏时，我们应该能够看到理论科研和应用科研之间平衡的回归。但要真是那样的话，我现在就应该更加大声地疾呼，因为这样我就会（因为我能预见未来）有更大的影响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