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诺顿（Michael I.Norton）：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副教授，合著有《花钱带来的幸福感》（Happy Money：The Science of Smarter Spending）。
查看一下期刊网站的“最热电邮”列表，从《纽约时报》到福克斯新闻网站，你会经常看到，在世界大事件和是非丑闻之间零星散布着有关“科学新发现”的小故事：“红酒关乎长寿”“气候变化质疑”或“吃土对你有益”。
尽管媒体对科学越来越多的关注是一个重要的积极进展——确实，我们期待着有科学素养的人群，但那些只发表在无名杂志上的研究将无助于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应该留心“媒体上的科学”（science by media）的爆炸趋势，至少有两个原因。
首先，不能确定最好的科学就是最有名的科学。在一项检验媒体报道的研究中，那些在重要科学会议上提交的科学研究，足有25%出现在媒体上，却从未出现在科学期刊上。这是正确的：外行人遇到的足有四分之一的科学，因研究不够扎实而难以通过专家的审查。这种趋势对研究工作而言也是一样，那些登上大报头版的故事更可能被阅读。
这个问题很可能随着社交媒体的兴盛而被激化：我们可能错失了一些科学新发现的最初报道，但很难看不到Twitter或Facebook上的帖子。更糟糕的是，社交媒体经常鼓励快速浅易的参与。我们看标题——“红酒关乎长寿”——不用深读就能明白其不严谨性，比如说，一定量的红酒可能对健康有益（每天1盎司还是1加仑）以及对谁有益（对所有人还是仅对红头发的人）。
需要明确的是，我不是因为这个问题责怪媒体（社交媒体或其他的）。甄别科学的好坏本不是记者和外行人的工作。即便是相近领域的科学家也时常不能以看似相仿的原则辨别好坏。如果说有什么的话，也是科学家们自己造成了这些麻烦。一项对有关科学发现的媒体报道的分析表明，大约50%的新闻故事过分强调实验干预（expermental intervention）的积极作用。在这种倾向性报道里的最大预言家是谁呢？这种倾向性表现都出现在科学家自己撰写的研究摘要中。
其次，外行人了解的科学更多是由媒体报道的，情感上的偏见——推测的或实际的——很可能造成对其客观性的质疑，或对主持这项研究的科学家是否涉及利益冲突有所担忧。来看看两个假想的研究发现：一个暗示拥有枪支会增加暴力袭击（“枪有坏处”），另一个暗示拥有枪支能减少暴力袭击（“枪有好处”）。想象一下，一篇文章刊载在《纽约时报》上，另一篇发布在福克斯新闻上。
你对基本科学合理性的见解会受到发布平台的影响吗？我猜测多数人愿意相信《纽约时报》上“枪有好处”的部分段落以及福克斯新闻上“枪有坏处”的部分段落，恰恰因为这两类文章所在的出版物的主旨是不同的。反过来就暴露了更大的问题：读者可能认为发布在福克斯新闻上的“枪有好处”的文章不可全信，而发表在《纽约时报》的观点相左的文章也部分忽视了基本的科学规律。
总之，外行人所了解的科学将越来越多地绕过科学家的过滤。即便科学受到专家的审查，外行人也越来越多地自我决定它的可信性，不但基于研究的质量，还基于文章发布的媒体平台。而且，媒体树立的信誉将决定他们是否可能通过社交媒体把科学知识传递给其他人。虽然一般公众变得越来越缺乏科学素养，但“媒体上的科学”却激起了他们阅读越来越多科学文章的好奇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