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舍默（Michael Shermer）：《怀疑论者》（The Skeptic）杂志出版人，《科学美国人》专栏作家，著有《可信的大脑》（The Believing Brain）。
自从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G.E.摩尔（G.E.Moore）发现“是—应该”的问题，即事实陈述（事物存在的方式）与价值陈述（事物应该存在的方式）之间矛盾的问题，大多数科学家都承认哲学家们在决定人的价值、道德和伦理方面的优势，也同意科学只能描述事实是什么，从不会告诉我们它们应该是怎样的。这显然是个错误。
我们有理由担心科学家已经放弃探索“决定对错”，其价值关乎人类的繁荣；很多用于这类研究的工具正在不断地涌现出来，比如进化伦理学、实验伦理学、神经伦理学以及相关领域。“是—应该”的问题（有时表现为自然主义的谬误）本身就是个谬误。为了创造人类繁荣的前提条件，道德和价值必须建立在事实“是”的基础上。当船正要离港时，我们不能放弃它，让我们给科学一次机会，以使之行驶在通向目的地的航线上。在那里，在我们如何更好地生活的对话里，至少有科学家们自己的声音。
我们以单个生物体作为生物学和社会的基本单位开始，因为生物体是自然选择和社会进化的主要目标。因此，单个生物体（在此语境中就是指人）的生存与发展，“是”建立价值与道德的基础，因此，决定人类兴盛之至的条件“应该是”道德科学的目标。人类社会的构成应该建筑在人性构成的基础之上，而科学是我们拥有的理解人性的最好工具。
◎从生物遗传学那里，我们知道了人在性情、个性，还有很多政治、经济和社会偏好方面的差异，40%～50%来自遗传。
◎从进化论那里，我们知道了相互利他原则——如果你给我挠后背，我就给你挠后背——是普遍的；人们并不天性慷慨，除非他有所回报。
◎从进化心理学那里，我们知道了道德惩罚原则——如果我给你挠了后背，你却不给我挠后背，那么我就要惩罚你——是普遍的；人们不能长期容忍只索取不给予的“搭便车的人”。
◎从行为博弈论那里，我们知道了“组内和睦，组间敌意”。它的意思是相信组内成员，直到他们被证明不可信；提防组外成员，直到他们证明这是多余的。
◎从行为经济学那里，我们知道了人们几乎普遍有与人交易的愿望。这使得交易能够帮助陌生人之间建立信任，消除群体之间的敌意，同时还为交易双方创造更大繁荣。
这些仅仅是来自科学很多领域中的几条证据，这些科学能帮助我们为人类繁荣创造最佳道路。我们不仅在哲学原理中建设价值和道德的基础——比如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康德的绝对律令，穆勒的功利主义，还有罗尔斯的公平道德，还在科学中建设。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到科学如何决定人类的价值：
问题：管理大型现代人类社会最好的形式是什么？
答案：市场经济的自由民主制。
证据：市场经济的自由民主制比尝试过的其他管理形式更容易带来繁荣、和平、公正。
数据：《三角和平》（Triangulating Peace）一，政治学家布鲁斯·拉西特（Bruce Russett）和约翰·奥尼尔（John Oneal）使用多元逻辑回归分析模型处理了来自“战争相关性项目”（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的数据，这些数据记录了1816—2001年间2 300次国际军事争端。假设每个国家的民主分值在1和10之间（基于“政治体制工程”来评价政治过程的竞争力，领导人选择的开放度，对领导人权力有多少名实相符的限制，等等），拉西特和奥尼尔发现，当两个国家是充分民主的，它们之间的争端下降了50%；如果两个国家民主成分稀少而独裁专制，那么它们之间争吵的机会成倍增加。
当你把市场经济加进这个等式，就会发现它明显地减少了暴力，增加了和平。对每一对高危险的国家，拉西特和奥尼尔加入一定量的贸易（按GDP的一定比例），他们发现，那些在给定年份更多依赖贸易的国家，在随后的年份里发生军事争端的可能性更少——民主控制、力量对比、大国地位与经济增长。因此，他们发现仅当两国是民主国家时才能缔结民主和平，不过，当两者任一是市场经济时，贸易就能发挥作用。
最后，拉西特和奥尼尔的和平三角的第三个顶点是国际社会中的成员身份，一个透明度的代理变量。社会学家统计了政府间组织成员（IGO），并对每一对属于政府间组织成员的成员国，用民主和贸易分值进行回归分析，他们发现民主促进和平，贸易促进和平，政府间组织成员国身份也促进和平。三个变量分值都居前十的国家组合，比其他所有组合在给定年份发生军事争端的可能性降低了83%。
哈佛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对这项工作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其要点是在哲学争论之外，为被视为人类生存与繁荣手段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提供了科学的证据。我们能够定量测度它的效果和从中导出的以科学为基础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结论性地表明这种管理形式确实胜过独裁和神权统治。学者们可以争论这些数据，也可以质疑这些证据，但是我的观点是：在哲学家之外，科学家在决定价值和道德方面应该喊出自己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