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ger Highfeld罗杰·海菲尔德：科普畅销书作家，伦敦科学博物馆外部事务主任。
合著有《超级合作者》。
2012年夏季奥运会之后，每个人英国都沉浸在奥运会中超级体育英雄们的辉煌战果之中，感谢布拉德利·威金斯（Bradley Wiggins）、杰西卡·恩尼斯（Jessica Ennis）、莫·法拉（Mo Farah）和所有其他获得奖牌的英国选手！尽管花费了90亿英镑的巨大投资，但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都认为非常值得。相比之下，还有人记得2012年的科学界有多少英雄吗？答案是：英国理论物理学家彼得·希格斯（Peter Higgs）和他半个世纪前取得的成就。
这让我担心，因为科学与奥运会一样，都需要英雄。如果放弃英雄，我们就会使科学变得索然无味。如果科学单调乏味，它就得不到支持和资助。我们需要科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激励和吸引普通人，因为通过技术，科学是影响当今文化最强大的力量。如果我们再多拥有几位当代科学界的英雄，那么公众对待科学的态度将完全不同。
但是，在科学界越来越难找到英雄。原因之一是对科学发现的传统报道严重失实，致使英雄这一概念名誉扫地。这些报道倾向于把几个才华横溢的男子吹捧为天才，而弃其他人于不顾——几乎包括所有女性。科学史学家发现，很多被严重扭曲的历史记录都源于那些努力吹捧某些学科和设法给国家带来荣耀的个人。他们强调，科学发现是许多参与者共同的成果，不是孤胆英雄或“尤里卡”（Eureka）时刻的成果。我不反对。科学家们从事的是一项伟大的相互合作的事业，这一事业建立在他们的前辈、同龄人和竞争对手辛勤工作的基础上。问题是，当这种观点过于极端时，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科学研究是由一大群无名的参与者展开的，他们探索着可能的实验或理论的无穷参数空间，其中的突破是必然的，个人的努力则显得微不足道。
削弱英雄地位的第二种力量来自“大科学”兴起的残酷现实。大约10 000名来访的科学家，全球一半的粒子物理学家，齐聚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携手合作，共同研究。国际人类基因组测序联盟的成员也来自众多机构，有440多位科学家参与了后续基因组编码分析。甚至数学，一个传统上独立的职业，现在也变得越来越具有合作性，这应该感谢剑桥大学数学家蒂姆·高尔斯（Tim Gowers）的“博学项目”（Polymath Project）。
由于合作型研究的兴起和历史学家的努力，英雄注定要消失吗？
我不希望如此。正如好莱坞大片中所体现的那样，人类天生喜欢关于个人的故事，这在心理学家弗里茨·海德（Fritz Heider）和玛丽安妮·西梅尔（Marianne Simmel）于1944年进行的研究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在他们的研究中，参与者将观看一段动画短片，短片中两个三角形和一个圆形围绕着一个有开口的矩形运动。根据短片，参与者们讲述了圆形和小三角的恋爱故事，讲述了反派大三角如何试图抢走圆形，圆形和小三角如何相互拥抱，从此过上幸福生活等。
1心理学家弗里茨·海德和玛丽安妮·西梅尔于1944年进行的研究表明：人类天生喜欢关于“个人”的故事。
引人注目的是，由伦敦大学学院的克里斯·弗里思（Chris D.Frith）、乌塔·弗里思（Uta Frith）和国王学院的弗朗西丝卡·哈佩（Francesca Happé）进行的脑部扫描显示，在这些场景的活动中，无论是在考虑运动的图形，还是考虑其他人的精神状态时，参与者使用的是相同的大脑网络：颞顶联合区和前额叶内侧皮质。人类喜欢讲述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喜欢观察隐藏在暗处的事物以及星座中蕴含的信息。在这些模式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英雄。造就英雄的故事非常重要，因为通过一种被称为“间接互惠”的机制，这些故事能够巩固英雄们的良好声誉，这对合作的发展至关重要。
是的，科学故事的现实总是比英雄故事更复杂。但是，在向普通听众呈现科技进步的“真相”时，我们必须实事求是。这不是在选择：应该告诉人们突破背后的完整又复杂的故事呢，还是向人们讲述一个传说？当面对公众的时候，通常要选择：是选一个无趣的白描呢，还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英雄式故事？在需要宣传科学的魔力时，我们必须承认，最有效的方法是讲述英雄式的故事。
此外，从极端角度看，集体主义者的观点是很无聊的。每次我喝一大杯咖啡时，我会非常感谢种植咖啡豆的哥伦比亚农民；在绿色田野上种植了一片片郁郁葱葱的甘蔗林，用以加工蔗糖的巴西农民；或者还有挤牛奶的德文郡牧民，因为他们，我的咖啡才可以用牛奶泡沫装饰一下。我也感谢为我们提供电力给咖啡加热的核电站工人，以及那个最先想到可以用炒过的种子做饮料的人，或者获得第一台咖啡机发明专利的人。我可以列出成百上千这样的人，他们工作在世界各地的生产线上，为我们带来能量、信息和原料。不过，我更愿意感谢咖啡师，因为我们惊人的合作能力是人类社会的根本特点。事实也表明，我们所做的几乎每一件事都有很多人参与。
你会抱怨，盲目的英雄崇拜可能会曲解对科学开展方式的描述。是的，可能会曲解。但公众都非常清楚，现实生活总是比运动员站在领奖台上的壮观场面复杂得多，不然就没有人假装生活如此简单了。在残奥会上，英雄们经常会因为获得金牌而感谢他们的家人、赞助商、教练、支付驾驶课程费用的朋友、运动心理学家、运动科学家，等等。我们都知道这些，但这并不会削减赢得金牌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你会抱怨，你要说的就是我们需要英雄，但公众领悟得太慢。完全不是这样。我认为，我们有必要用人们容易理解的语言和能够接受的方式与他们交谈。我们需要通俗的真理，把科学的核心内容传递给广大民众，不需要特别强调发现过程中如何收集资料，更不用求助于数学计算、专业术语和复杂难懂的描述。科学家经常用隐喻的方式来表达复杂的思想，出于同样的原因，你需要英雄人物作为隐喻，来表述科学发展所涉及的宽广领域。关键是，在纷繁复杂的思想领域里，在充斥各种想法的领域里，英雄是科学的“病毒传播者”。这非常重要，因为如果现代民主能够起作用，我们就需要更多人知道科学究竟是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归根结底我们应该担心科学界英雄的减少。在科学研究中，怀疑主义、实验和临时达成的共识是我们人类最重要的成就，现在，也是每个人都应该了解的（好吧，对政治家而言似乎很难）。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是否应该有英雄——我们当然应该有，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确保他们能就自己在科学上付出的极为重要的努力，讲述出一个合情合理的真实故事。
注：本文作者罗杰·海菲尔德合著的《超级合作者》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