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利瓦伊（Margaret Levi）：政治学家，华盛顿大学政治科学系巴赫拉赫国际研究教授，著有《支持、反对与爱国主义》（Consent, Dissent, and Patriotism）。
我们都生活在命运共同体中。命运把我们与他人交织在一起，以人们理解或不理解的方式。我们的个体或小组行为常常导致对其他人或组织有显著影响，虽然有时候这种影响不可预见。此外，除了我们自己的家人，还有一些方面的利益与我们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用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的行话来说，就是“对一个人的伤害就是对所有人的伤害”。谁属于“一个人”，谁属于“所有人”，这个界限因人而异，而问题由此产生。
如何理解命运共同体是很重要的，它关系着世界当今及未来面临的威胁。很多人把自己的命运共同体局限在有限的人群中，把其他人看作是对他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威胁。这让人深感不安，因为这种当代的部落文化心理，与支持它的意识形态一起，让人们拒绝接受错综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的存在——地方的、国家的、国际的——从而对自己和他人的福祉造成威胁还茫然不知。气候变化和宗教狂热就是个人和群体行为殃及池鱼、影响他人的证据确凿的典型例子。或许最令人担心的是，我们甚至不把子孙后代包含在所考虑的命运共同体中。这对几乎所有的公共政策而言，影响巨大。
但希望仍然存在。我们有可能扩大命运共同体的范围，使它远远超出我们自己熟知的人际关系网。我们不断做出对他人有影响的决定；有证据表明，如果我们明白这些影响对他人的重要性，并扩大命运共同体的范围，我们就有可能做出不同的选择。例如，你买廉价商品，但不知道这可能来自于不合理的廉价劳工。正如迈克尔·希斯考克斯（Michael Hiscox）和延斯·汉缪勒（Jens Hainmueller）在他们的研究中所描述的那样，更多的信息，以及在一个不同的框架里用不同的视角看这些商品，至少能改变部分购买者的消费模式。
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主张，“新的道德问题”在于我们的决定是只顾自己的还是顾及他人的。谁应该被包括到他所讲的命运共同体中（拉尼尔称之为“你会为之同情的社区”），这是一个道德问题，但也是一个经验问题。组织和制度因素能够导致命运共同体的改变，能够使个体重新理解自己行为的后果，改变自己命运共同体的范围。至关重要的是群体的管理安排，以及为实施这些安排所制定的程序。所有不同群体都有各自的规则和规范，以界定成员身份及其恰当的行为。会员制组织，包括政府，把这些规则和规范编写为正式的制度。命运共同体——不只是它的会员——其界定，需要拥有在不可预见情况下承诺坚持原则的领导，对违反承诺的处罚（以使这些承诺更可信），提供服务和安全保障，以及会员期待的其他益处。
但这个共同体可以小也可以大。要想把它扩大到组织成员以外的范围，主要取决于领导是否有意愿和能力说服自己的会员，使他们相信自己的利益与更大的一群不熟悉的人的利益紧密相连。要想成功地让成员相信，就必须提供给他们能经受检验的真实信息。最有效地扩大命运共同体的组织，一般都允许他们的会员质疑所得信息，如果有必要，可以寻求更多的信息。实际上，这意味着某种形式的参与式管理和自下而上的民主。
成员之间相互依赖的共同体，其成长离不开有助于集体行动的以下因素：物质刺激、惩罚和长期的监管。但由于行为经济学家的倡导，现在我们认识到了维持公正和情感依赖同等重要。至少有些人，在有些时候，为了对抗不公正将会做出个人牺牲。政治学家伊丽莎白·伍德（Elisabeth Wood）所称的“快乐的力量”能够激励个体服务于更大群体的行为。正如经济学家恩斯特·费尔（Ernst Fehr）、萨缪·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其他人所发现的那样，含蓄的情感激励是内在和外在动机的补充，而不是取代。
所以，我们的好消息是命运共同体能够被扩大至包含陌生人和我们的后代。但这里有一个问题，两个额外的忧虑症结。首先，我们还远没有弄清楚如何利用我们已有的关于相互依赖的科学发现，使更多人意识到他们共享的福祉。我们如何推广从实验室和案例研究中得到的结果，让更多的机构和组织了解？第二，更令人不安的是，鼓励人们摆脱狭隘的自私自利行为的机制，能够被用于好的也能被用于坏的方面。恐怖分子和其他的宗教狂热分子、民族主义者或政界人士都相信他们正在为更大集体的利益服务。至少是在为他们所界定的集体内的人们服务，而且他们愿意为此事业而牺牲。我们如何压制这些群体，如何促使政府和组织为更广大的民众服务呢？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担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