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豪恩（Daniel Haun）：马克斯·普朗克演化人类学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比较认知人类学小组负责人。
在进行世界范围内的决策时，我们尤其要依靠国与国之间的成功合作。今天许多最严重的问题，单靠个别国家的努力是不能解决的，但如果国际社会联合起来，共同努力，我们就能够找到解决办法。然而，即使问题非常明确，行动方案相当清楚，全球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正面临失败。为什么呢？答案就是，人类对自我利益的狭隘追求，胜过任何集体行动带来的可能后果，但这种解释还是不够悲观。假如这是问题的核心，合作失败将不可避免，因为人性最终不会改变。
好消息是，人类固有的自私自利虽然不能使事情简单化，但它也不是全球合作失败的唯一原因。事实证明，除了天生的自私自利，人类本质上也具有合作性。更为重要的是，从很小的时候起，孩子们就能够与他人相互配合以完成共同的目标。最为重要的是，他们有很高的积极性，喜欢合作。此外，其他灵长类也有许多合作所必需的基本能力。所以，长久以来，合作似乎是人类生物学史的一部分，需要很多必要的能力和共同的动机。即使是成年人也选择合作多于背叛，除非是给他们太多的时间去思考合作还是背叛的问题。当需要快速做出决定时，人们的本能反应是合作。我们的合作比我们仅根据自身利益预计的（合作）要多得多。如同自私自利一样，合作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所以，全球合作行将失败不是预料之中的必然结局，它所带来的挑战就是创造全球合作的环境，展现我们人类合作的一面。
坏消息是，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去做。这是因为当你从小的群体走向国际社会的大群体时，不知道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合作的作用。我们在关键时刻毫无准备地突然想起这个问题，应该为此而担心。
但我们不知道如何在小的群体之间建立一个促进合作的环境（地方合作）。例如，当互惠互利的可能性很大、合作者也彼此信任的时候，地方合作就能够顺利进行；当沟通渠道畅通、合作者认为彼此都是相似的个体、制度承诺会惩罚欺骗者时，个体之间也能更好地进行合作。我们不知道的，是这些因素如何在全球合作的环境下运作。但全球合作不就是更多个体的局部合作吗？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自己通过地方合作学到的东西类推至70亿人口的大群体？也许有人说，全球合作失败的原因极可能是互惠、信任、沟通、惩罚机制和个体间的相似性都不能得到体现。如果这是问题的核心，合作失败将不可避免。所幸它不是问题的核心，因为全球合作不是放大的局部合作。
是的，没有人能够不受全球合作失败的影响，每个人都会在某些方面帮助解决全球合作问题。但全球合作的实际规模有多大？全球合作涉及到多个层面的决策。通常是群体的代表被委派进行决策，以协调当地的、地区性的、国家的和全球范围内的行动。所以，虽然我们所说的“全球合作”的结果的确影响全球，但决策过程本身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群体中进行的。那么，它为什么不起作用呢？如果合作者的群体规模大致相同的话，我们每天都经历的局部合作，与全球合作之间的区别又是什么呢？
区别就是在全球合作的环境中，相互合作的个体面对的是更复杂的问题。原则上，进行谈判的国际代表们会像个体之间那样相互配合，但他们同时肩负着为自己的选民代言的责任。这些人既是专家小组的成员，也是成千上万民众利益的代表。选民的利益是那些代表他们进行决策的人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增加的这层责任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了合作的结构，我们迫切需要知道它是怎样改变合作的。
除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选民在减缓全球气候恶化方面要承担的风险，这些代表还不得不更加担心决策的受欢迎程度；而这在局部合作中是不需要考虑的。虽然我们多少都有点担心决策的社会影响，但在全球合作环境中，这些代表的职业前途则取决于他们受选民欢迎的程度，即重新当选的问题。在已经日趋困难的决策环境中，再加上考虑重新当选的因素，这会严重缩小任何一个代表的决策空间。因此，我们制定的制度可以成功地进行地方合作，对全球合作而言，却可能不够合适。
虽然我们能够很好地理解地方合作，但上面提到的这些因素和其他许多可能因素一起，把全球合作变成了一头不被驯服的怪兽。虽然我们会努力在它的背上绑一个马鞍来驾驭它，但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些新的、非同寻常的环境中了解人类如何相互配合，如果我们不学会利用这些信息来展现人类本性中合作的一面，进而建立全球合作的机构，那么我们成功的几率微乎其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