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伦敦蛇形画廊（Serpentine Gallery）馆长，《策展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Curating）编辑，合著有《日本项目：新陈代谢派访谈》（Project Japan：Metabolism Talks）。
虽然他并不广为人知，但爱德华·格里桑（Édouard Glissant）却是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对21世纪而言，他的思想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相信我们应该担心他的默默无闻，因为他以卓越的洞察力讨论了那些在我看来是全球化引发的最重要的问题：同质化和灭绝。鉴于殖民历史塑造了他的安的列斯群岛身份，格里桑的“世界克里奥耳化”（creolization of the world）理论关乎国家认同问题。他提出了紧迫的问题：怎样才能更好地避免文化同质化威胁，以及我们如何在不可阻挡的全球交易中努力维持克里奥耳化（多种文化混合）的积极作用。
全球同质化是一个趋势，早在1925年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就已经观察到了，在《世界正变得单调》（The Monotonization of the World, Die Monotonisierung der Welt）中，他写道：
关乎客观生物的一切都变成了同质的，所有的东西都被碾平到一个统一的文化模式里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好像变得一样了，人们以一样的方式做事和生活；越来越多的城市外观雷同……越来越多的特色风格似乎消失了。
全球化的力量正在广泛地影响着艺术世界和具体的策展。过去20年里，在新的全球对话中已存在巨大的潜在性，一些人已经意识到了，但是还存在一个持久的危险，那就是全球化的同质化影响将使差异性消失。我担心这个问题，所以每天早晨醒来后，我都会阅读格里桑的作品。他坚定了我关于国际性地制作电视节目的想法，鼓励我去听取和学习任何一种我可能参与其中的文化。由于时间正在全球速度面前丧失其本土属性，这使得个人生活节奏必须竭尽全力去适应它，从而丧失了对抗时间同质化的方式，这已经变得和对抗空间同质化一样重要了。
文化同质化不外乎文化的灭绝。与艺术史学家霍斯特·布雷德坎普（Horst Bredekamp）在他的著作《画像行为理论》（Theorie des Bildakts：Theory of Picture Acts）中所写的一样，在今天全球化战争中，“偶像破坏”已经成为突出的战略——古物古迹和文化符号的公开毁灭，如阿富汗巴米扬大佛被塔利班炸毁。通过大众媒体，战争成了一个全球化的形象战，它跨越了领土边界；而且在事件本身之后持久存在，为军事行动和外交政策的合法性提供依据。
科学家们日甚一日地争论人类文化甚至人类物种本身毁灭的可能性。天文学家马丁·里斯（Martin Rees）谈到“我们最后的时刻”和文明能否活过下一个世纪的问题。灭绝的幽灵还在人文科学中游荡。对哲学家雷·布拉西耶（Ray Brassier）来说，我们无可避免最终毁灭的命运，这根源于人类存在终极上的毫无意义，因此他对哲学唯一正确的反应是去接受和追求这一最基本见解的彻底虚无主义的意义。如他在2007年的《虚无的解缚》（Nihil Unbound）中写道：“虚无主义是存在一个独立于心灵之外的‘现实之现实主义信念’不可避免的推论，这一现实对我们的存在漠不关心，对价值和意义也很健忘，而我们将用这些价值和意义把自己装饰起来，以示热情友好。”
多数人将会放弃这种绝对虚无主义，当然还有其他的地方值得去看看——希望和意义的根源。例如，艺术家古斯塔夫·梅茨格（Gustav Metzger）已经完成了他以“灭绝”为中心的主题创作。在那些利用巨量报纸文档制成的作品中，他强调在世界上不计其数的小灭绝中，人类灭绝的图景日渐被强化了。通过重新呈现有关这个主题的报纸故事，梅茨格突出强调这样一个问题：在这种消失的绝对规律面前，以及人类明显的无能为力面前，我们听命顺从的集体态度。
玛格丽特·于莫（Marguerite Humeau）是一位年轻的艺术家，她的作品可以追溯到人类历史的前夜。在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谓的“对抗遗忘的抗议”中，于莫从事一项重建史前灭绝动物声带的项目——猛犸象、恐龙和其他动物——把过去的声音起死回生。像梅茨格的作品一样，她对逝者的纪念中潜伏着对未来的警告。于莫的工作还使她学术研究的复杂技术变得浅显易懂，这是一个表明我们集体困境的策略：对我们来讲，需要巨大的科技进步去觉察我们的处境，进步往往也是这个问题的核心。
艺术家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说：“艺术是希望的最高形式。”我还要补充一点，艺术是抵制同质化和灭绝的主要方式。让我再次引用茨威格的话：“艺术的存在，也是为了表达存在的多种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