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里安·克雷耶（Andrian Kreye）：《德国日报》（German Daily）艺术和散文专栏作者、《慕尼黑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编辑。
进化中没有“情感宣泄”的时刻，而世界上却有很多信仰和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中，前者多半是私人事务，后者是20世纪的一个遗迹，所以一个人似乎不应该再担心被宣泄诱惑了。但宣泄的需求依然存在，这使得非理性的群体思维能通过一条小小的门缝吸引受众。
彻底摆脱这种强大的诱惑或许永远都不太可能，在西方世界中，这种观念已经深深嵌入文化的DNA当中。就艺术领域而言，其本身缺乏内置机制去模拟宣泄，更多宣泄动力来自于宗教。
举一个最知名和最有力的例子，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有很好的理由解释，为什么不论是需要抚慰集体悲伤的时候，还是加强民族团结的时候都要演奏这一作品。在“9·11”袭击之后，这首曲子在世界范围内演奏了无数次。“冷战”时期，德国分裂成两个国家，当来自两边的运动队会师的时候，就会演奏这首交响曲。欧盟已经选用其第四乐章的《欢乐颂》（Ode to Joy）充当“盟歌”，这使得我们有很多机会能听到这部作品了。《第九交响曲》的关键是悲壮的D小调。在这一个多小时的演奏中，忧郁的心情逐渐消散，直到第四乐章用席勒的诗谱曲的欢乐大合唱。这是可信赖的19世纪的即兴宣泄，而且不必问这份快乐来自哪里。诗的开头写道：“欢乐啊，群神美丽的火花。”
贝多芬的第九乐章使用了一个承诺“所有忧伤都欢乐地结束”的布道，采取了一个礼拜仪式的力度变化。流行文化在精神振奋中反复即兴演奏，用激情摇滚、黑人音乐歌曲或者音乐会形式。在完美情况下，将有一个令人振奋的开始，在此之后，旋律将舒缓下来直到慢于心跳。如果鼓点和节奏令人心情愉悦，人的脉搏会适应它。渐渐地，音乐将加快起来，节奏也快过了心跳。灯光、动作和音量将协助创造一种忘我的状态。这些技法是从一些信仰中借用来的，比如伏都教（Voodoo）或五旬节派（Pentecostalism）。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U2乐队的演唱会总要经历类似“喜不自胜”的过程？他们公然借用了天主教的传统。
同样的宣泄主旋律也可以在文学、戏剧和电影中找到。现在依然在电影学院中教授的古典三幕话剧，就是像圣书一样的构造：铺陈、冲突、解决冲突。在叙事艺术中，宣泄不仅仅是一个参照。当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4世纪提出悲剧的结构，观众情绪的宣泄就是他公开宣称的目标。
体验宣泄的冲动是如此强烈，当然是因为宣泄意味着救赎。狂欢之后，就是天堂。这种推动力量甚至超越了科学。还用问奇点（即相信人工智能将在某个时候超越人类智慧）是什么吗？它只是一场把人类从这个星球上最终责任派对中赦免出来的技术狂欢。
宣泄的一个问题在于它总是停留在空洞的承诺里。那里没有天堂，没有救赎，没有最终的胜利。不论是生物性的、科学的，还是社会的，进步都是一个单调乏味的试错过程。如果我们为之努力的是一个无法达到的目标，很多工夫都浪费掉了，假冒先知的出现几乎就是理所当然。宣泄因而成为理性思维的终极对手。如果在上界有一个天堂，为什么还要苦恼于此时此地？
但是，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改变我们的心理蓝图。宣泄总是披着各式各样的外衣，在我们享受艺术、音乐、故事甚至体育时，总能发现这个幽灵。每一个笑话的妙言妙语，每一首歌的回旋跌宕，都给人片刻的释放。宣泄之后，不过尔尔。如果我们对这个冲动保持绝对抵制，将导致清教徒式的抑郁寡欢。如果我们清楚宣泄的模式与动力，就有可能躲开那些逃避现实的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