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ven Pinker史蒂芬·平克：哈佛大学语言学家，认知心理学家。
著有《语言本能》《思想本质》《心智探奇》《白板》。
在当下庸常的生活中，还在为战争可能突然爆发而整天提心吊胆的人大概不多了，因为大部分人都不相信战火真的会波及到自己。自1945年以来，大国以及发达国家之间的硝烟已基本消散，并且从1991年开始，世界其他地区诉诸枪炮解决分歧的情况也越来越少，战争几乎淡出了大众的视野。
不过，这一梦幻般的趋势将会永久存在下去吗？很多人信誓旦旦地对我说：“现有的和平只是短暂的小插曲，更猛烈的世界大战正在某些角落里悄然酝酿。”
也许他们的想法是对的。世界毫无疑问充满了“未知的未知”，难以预测的灾祸很可能会突然光顾这个已经幸运很久的星球，彻底将人类斩草除根。不过，既然面对“未知的未知”，我们毫无建设性的应对手段可言，那么担忧就显得自寻烦恼了。
而对于“已知的未知”，我们该担忧什么呢？究竟是什么风险因素可能敲响和平的丧钟？在我看来，人们总是搞错了该担忧的事情，或者搞错了该担忧的理由。
能源缺乏
能源缺乏 因为最后一点珍贵的石油、水及其他战略性资源，国家之间会大打出手吗？这当然是不可能的。首先，稀缺资源会自我抑制对它的消费需求：当一种资源越来越稀少时，其价格往往会越来越贵。这将加速新资源的发掘，以及进一步提升该资源的使用效率，或者刺激人们研究出相应的替代品。其次，战争通常并不是为了争夺稀缺的物质资源。（除非你特别认同那个永远无法证伪的理论，即所有战争骨子里就是为了争夺资源，不管发动战争的一方表面上多么义正词严。越南战争的诱因是稀有金属钨，伊拉克战争则显然是为了石油。）其实，物质资源是很容易切割分配或交易的，所以国家间经常就此达成妥协。最麻烦的是一些心理动因，因为它们很难真正地妥协，例如荣誉、恐惧、复仇和意识形态等。
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问题关乎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的利益。我们有很多理由对这个问题表达深度关切，但大规模战争并不应该是理由之一。多数的调查研究都没发现环境退化与战争之间存在相关性。环境危机可能导致局部的小规模冲突，而大规模战争则取决于政治上的全面权衡——战争是否是剩下的唯一选择。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超级沙尘并没有引发第二次美国内战，1861年美国内战的原因显然与气候环境毫无关系。
无人机
无人机 相比于炮击、轰炸、坦克冲锋和扫荡式清剿等玉石俱焚的战争手段，无人机的运用无疑大幅降低了生命的损失。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战场上，上述传统战争手段所造成的伤亡比无人机大得多。
网络战
网络战 毫无疑问，网络战将继续是个麻烦，很庆幸专家们已经在留心它们了。不过，所谓的“网络珍珠港事件会让人类文明坍塌到原始社会阶段”的说法，就像当年“千年虫恐慌”一样毫无根据。我们真的相信，由政府、大学、企业和程序员网络形成的组合体，在未来会比一群小孩子还笨吗？那些技术落后国家政府资助的黑客真的可以为所欲为吗？他们能逃避密不透风的监听吗？在战略利益刺激缺失的情况下，他们有摧毁互联网的真实动机吗？即使他们把互联网搅乱了一会儿，相比于遭受攻击、燃烧弹和核爆，这种危害不也是小巫见大巫吗？
核必然性
核必然性 如果不考虑概率，那么对核事故、核恐怖主义和核扩散的担忧显然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核武器造成的破坏程度是不可估量的。但是它们发生的概率究竟有多大呢？综观美国长达68年的禁用核武器的历史，我对“世界依然笼罩在核大战阴影中”的流行说法产生了怀疑。这个说法必须有两个非同寻常的支点：（1）领导人极度非理性、鲁莽，并有强烈的自杀倾向，从而使世界处在大规模毁灭的危险之中；（2）我们不太走运。或许，与其相信这个推论——从两个骇人但不靠谱的前提条件中得出的推论，我们或许更应该相信一个可厌但更可能的支点：世界的领导者们尽管愚蠢和短视，却并非愚蠢和短视得那么严重。他们已经努力将核战争的可能性最小化，这也是核战争还没有爆发的原因。至于核恐怖主义，尽管苏联的解体给窃取武器和核裂变材料的盗贼留了一扇易碎的窗户，但是大多数的核安全专家认为“这扇窗户在变小并且即将关上”。
通过观察以上这些容易误导人们的风险因素，我们能很容易地总结出它们具有的共同特点：其引发的恐惧通常和人们对世界的认知相关。对此，保罗·斯洛维克（paul Slovic）、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曾经总结过：描述生动、新颖前沿、突然发生、无法控制、具有灾难性后果，融合这些特点的风险要素最容易在不自觉中引发我们的恐惧想象。
那些真正威胁和平的风险因素显然是值得所有人担忧的，因为灾难性的战争总是由它们而起，诸如两次世界大战、宗教战争及持久的国家内战。不过，它们一般并不会触发我们的恐惧想象，所以很难引起大家的注意。时下最值得担忧的战争风险因素，我认为应该是如下几点：自恋的领导人、完美的正义、群体主义、乌托邦理论和战争作为正常的或者必要的战术。
自恋的领导人 终极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一个国家的顶极机密。当一个国家被一位“超级自恋狂”式的领导人接管——自大、自我崇拜且缺少同情心，结果可能就是造成巨大伤亡的帝国式冒险。
完美的正义 人权的理念意味着个人的自我实现就是道德上的“至善”（ultimate moral good），而群体的本质则是帮助个人实现“至善”的社会建构。不过，人权理念的流行并不是很远古的事情，并且它也绝非社会自发的产物。至少在公开场合，很多人仍然持对立的群体主义立场——群体的荣耀才是道德上的“至善”。相比于部落、宗教、民族、阶级或者种族而言，个体就像是身体中的细胞，为了群体的利益牺牲自己变成了个人应尽的义务。
群体主义 每一个群体都有被掠夺和受屈辱的历史。当群体主义的理论和复仇的欲望结合起来，就会使一个群体在加害其他群体时感到天经地义。根据群体主义的道德观，所有的“心慈手软”都会被视为对集体的背叛。
乌托邦理论 如果你有这样一种信仰或者政见：世界无限美好，而且会一直延续下去。那么，为了使这个理想世界成为现实，任何暴力手段都是正当的，任何挡在这条道路上的人都是邪恶并且该严惩的。
战争作为正常的或者必要的战术 普鲁士将军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把战争描述为“通过其他方式推进政策的实施”。许多政治和宗教理论则更进一步，认为暴力斗争是辩证性的进步、革命性的解放，或者是“弥赛亚时代”到来的驱动力。
1945年以来，我们所享有的相对和平是制度和价值观馈赠的礼物，它们抑制了以上的风险因素。民主制度选择的是负责任的管家，而不是极富个性的暴君。人权的理念保护人们不受肆意伤害，或者被煎成革命的“鸡蛋卷”。人们对持久和平与繁荣的兴趣，已经成功超越了向历史敌人复仇以及去实践缥缈的乌托邦。被痛斥为“侵略”的武力征服逐渐成为一种禁忌，它已经不再是民族的抱负，并且逐渐被打入了政策的冷宫。
然而，这些保护措施没有一个是天然或永久的，真正让我担忧的正是它们存在崩溃的可能性。操心武器和资源是理所当然的，而我们真正应该担忧的是像意识形态和规范这样精神层面的东西。
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口号所言：“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必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注：本文作者史蒂芬·平克的《语言本能》《思想本质》《心智探奇》《白板》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