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盖勒特（David Gelernter）：耶鲁大学计算机科学家，镜像世界技术（Mirror Worlds Technologies）公司首席科学家，著有《精简版美国：帝国学界如何催毁我们的文化》（Americal-lite：How Imperial Academia Dismantled Our Culture and Ushered in the Obamacrats）。
假如我们有100万张照片，那么，对照片逐一评价的意向要弱于我们只有10张照片的时候。互联网推动了书面文字的普遍贬值——每个字平均价值的多方面全球性缩减。由于每个字往往得到较少的阅读次数和关注，而且在消费者那里钱比它更有用，所以在文字创作方面，也就难以拥有更多的写作时间和编辑的倾注。渐渐地，随着一般作者投入的时间和一般读者阅读句子的时间下降，整个社会的书面沟通能力就退步了。而且，对我们读写能力的威胁，就是对科学、学术、艺术等几乎一切的慢性重击。事实上，读写能力是人类独有的，麝鼠和海豚都不具备这种能力。
互联网洪水般的供给，造成了文字的全球性贬值。互联网即时发布文字的能力意味着在写作与发表之间、发表与世界范围内的利用之间没有滞后时间，作者要头顶着压力去生产更多的作品。文字价值的全球性贬值制造了压力，反过来也淡化或消除了对文字的编选和自我编辑。如今，当我告诉学生不要上交初稿时，我有时不得不解释什么叫初稿。
私人信件历来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媒介。赛维尼夫人（Madame de Sévigné）、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简·奥斯汀（Jane Austen）、E.B.怀特（E.B.White）的书信集，还有千余部其他人的书信集，都成为了西方文学的名著。为什么没有（或不多）“电子邮件集”出版呢，书面的或在线的？这不仅仅是因为电子邮件写得快且随意，更多的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很少留意自己收到的邮件。可能有很多作家的邮件确实值得结集收藏，但不太可能每个人都能注意到。而且，自从电子邮件代替了传统的私人信件，一个主要的文学流派就奄奄一息了。
写作能力是很难衡量的，不过我们可以试试。下面这个消息并不好，伦敦《每日邮报》（Daily Mail）刊登了一条让人沮丧的对美国学生的评价：“虽然学生们更可能自诩在写作方面才华横溢（该研究得出的结论），客观的测试分数却表明他们的写作能力实际远逊于20世纪60年代的同类人。”
文字由于“毒素”混杂而贬值（主要是互联网导致的），我们很难知道如何远离这种影响，而学校每天恰恰就在强行灌输给孩子们这些“毒素”。不过无论如何，互联网胡言乱语的因素都是不好的。而且几乎可以肯定，随着这个世界渐渐被那些花费一辈子时间与他们的“数字玩物”（iToys）泡在一起的人填满，这一因素的重要性会增长。
在《赫芬顿邮报》里，我们就能看见未来。《标准周刊》（Weekly Standard）部分转载了演员肖恩·潘（Sean Penn）发表在《赫芬顿邮报》的文章。即使假设肖恩·潘比大多数人都“文盲”，《赫芬顿邮报》可是一个可敬的媒体，潘的文章还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这里冲突的原则，如那些美国人一样在多数情况下限制和限量我们的自豪，考虑到单一族群文化主义、孤立主义和分裂的无所不在的过滤，他们一贯倾向于言行、麻木与不逊，在此，对美国年轻一代是适得其反的，而他们将追随我们。
这段文字的唯一毛病就是它的胡言乱语，10岁的孩子也不至于是这个水平。威胁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已经有迹象清晰显示出它很有可能会一直留在那里。我的预判：情况严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