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拉利·多雷斯瓦米（Murali Doraiswamy）：杜克大学医学中心精神病学教授，杜克大学脑科学研究所成员。
我们是否应该担心把美国不健康的心态出口到世界其他地方的后果？
生物学家估计，世界上可能有150万到500万真菌亚种，不过目前仅有5%（较低的估计）确定了类别。在外行来看，这好像跟美国对精神病的分类没有太大的不同。在世纪之交，精神疾病多分为神经官能症和精神错乱。1952年，精神病诊断的圣经《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第一版正式发布了106项症状条款。这个症状条款数在1968年第二版的时候变成了182项，接着的第三版则为265项，随后的第四版（1994年）增加到297项。今天，约有4 000万美国人被认为患有精神疾病。1975年时只有25%的病人接受处方药治疗，但是今天的病人几乎全都这么做了，而且很多人服用多种药物。现在，药物的泛滥使用已到了惊人的程度，在美国公共饮用水中都能检测出抗抑郁的药物百忧解（Prozac）的成分。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两个关键研究说明了在我们精神病诊断中潜在的主观性。1973年，戴维·罗森汉（David Rosenhan）描述了一个实验，8个健康人模仿幻听的病人去做精神病评估，结果都被要求住院（平均19天）；并且在他们出院之前被迫同意服用抗精神病药物。这本身并不奇怪，因为医生倾向于相信病人对症状的描述。然而，更多启示来自实验的第二阶段，精神病医院向罗森汉挑战，要求用其设备和能力重复这一实验，罗森汉同意了。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医院的精神科医生认定19位（在193人中）精神病人是可能的假病人。事实上，在这期间罗森汉根本没有派任何一个假扮的病人去医院。
1971年，在另一项研究中，146名美国精神科医生和205名英国同行被邀请观看病人们的录像带。在一个案例中，有一个独臂的病人歇斯底里、情绪波动并酗酒，69%的美国医生诊断他为精神分裂症，而只有2%的英国医生做出相同的诊断。
尽管世界上顶级的头脑们一直带着最好的意愿，努力使《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更完善，上述研究所揭示的问题依旧是个挑战：很多轻微疾病难以区分，症状表现的波动幅度过大，症状经常自发缓解，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的阈值过于主观；甚至同属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对同一案例的医生也会给出不同诊断。
该手册的第三版、第四版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结果是美国的诊断标准被全球化了，即使它们从来没有打算成为一个跨文化的出口品。许多参加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年会的外国精神科医生开始在他们的祖国实施这些标准。那些意在开拓新市场的西方公司随即跟进，开始大规模的营销活动，向新确认的精神疾病患者兜售它们的新药丸，全然不顾忌跨文化的差异。由美国定义的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开始在很多国家（包括新兴国家）不断攀升。
在《像我们一样疯狂：美国精神的全球化》（Crazy Like Us：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e）一，伊桑·沃特斯（Ethan Watters）深刻地提出了这样一种担心：出口有关精神疾病的美国观点，把太多人当成了真正的病人，并认定可以通过可靠的药物治疗，或许不经意间增加了这类疾病的传播。他们假设世界各地的人们回应压力的方式与自己一样；他们假设世界各地的精神病表现出和在美国一样的行为；他们假设自己的治疗方法和药品优于当地的传统方法。然而，这些假设是正确的吗？
在很多亚洲文化中，痛苦和悲伤被认为可以帮助心灵成熟并能强化其适应力。其他文化中的人们对待压力的反应与美国不同。即便严重的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在美国之外的表现也很不一样，原因是文化适应和社会支持程度的差别。举例来说，世界卫生组织研究了来自10个不同国家的1 379位患者，结果表明贫困国家首发精神病患者两年后的状况要比美国患者好得多，尽管美国患者接受药物治疗的比例很高。
以我在印度的亲身经历，我感到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随着亚洲精神更加美国化，从孟买到北京，越来越多的人用药物来缓解压力、失眠和抑郁症。这是一个全世界都要追随的正确方向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