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科特·阿特兰（Scott Atran）：人类学家，法国国家科技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和敌人对话》（Talking to the Enemy）。
50万年前，原始直立人发生了一次分裂：一部分最终进化为现代人类，另一部分则成了尼安德特人——他们沿着更早的直立人的足迹，走出非洲并横穿欧亚大陆。然而，我们的祖先，尽管在大约20万年前就具备与现代人一样的大脑与身体，却依旧受困在稀树大草原和灌木丛中。先是在非洲东部，接着在非洲南部。考古和DNA分析表明，我们这个物种在7万年前曾濒临灭绝，种群数不足2 000。然后，几乎就是眨眼之间（与地质年代的跨度相比），他们就成了我们，信步月球之上，有数十亿之众。
这是怎样发生的？没有证据能证明当时的人类大脑和身体构造或身体耐性、感知基本能力发生了突变。这一惊人的、扑朔迷离的发展的根本原因，很可能是大脑对概念进行整合与处理时，一个心灵的想法和理论的递归语言，其计算效率发生了突变。凭借这一新能力，人们能够更多地用语言来交换对未知世界的看法，这使得群体的创造力和合作紧密度大幅提升，从而可以战胜其他群体。
澳大利亚原住民和美国土著喜欢美丽的沙画，因为它们稍纵即逝；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中美洲的古代人对金字塔情有独钟，因为它们永垂不朽。另外，尽管欧洲现在是创新者的天下，但仍处于较原始阶段的食物采集者、游牧者、农耕者和武士也生活在太平洋新几内亚、南美洲亚马逊及非洲。对上述情况，我们应该感到惊讶，因为这个世界的社会形式和智力形式居然如此多样；我们还应该警醒，正是这种多样化决定着人们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进入基督纪年后，相邻的四个国家开始沿着“丝绸之路”搭建的贸易网，频繁穿越欧亚大陆的中央地区，它们分别是汉帝国，罗马帝国，居于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中央的帕提亚帝国（Parthian Empire），位于中亚和印度北部的贵霜帝国（Kushan Empire）。欧亚大陆三个普世性宗教——从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和印度教，转变为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借助“丝绸之路”摆脱了地域和部落的限制，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争夺信徒。在人类的意识中，宗教创造了两个新概念：个人的自由选择和集体人性。那些不是生来入教的人原则上可以选择归属（或者保持在三教之外），不管他们的种族、部落和地区是什么。这些宗教的使命是对全人类进行道德拯救，而不仅仅是“选民”——那些被神选中去给其他人指点迷津的人。
经过欧洲世俗化的启蒙运动，现代历史的伟大的准宗教主义——殖民主义、无政府主义、民主自由主义——开始利用工业化和科学，在全球范围内努力扩散自己的影响力。
不久的将来，人类丰富多样的文化，最终可能剩下寥寥可数的几个。一些科学家说，这就是进化的残酷，生命即挣扎，要么成为征服者骄傲地活下去，要么找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苟且偷生。他们当中的人文主义者则希望通过警觉的智慧和政治努力，民主、理性、人权和幸福能够独领风骚，从而把世界打造成相互依赖的整体。然而，科学也教导我们，深度的相互依赖隐含的脆弱性可能导致整体走向衰败，一个孤立事件可能引发整体的灾难性崩溃。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全球经济危机，应该让我们警醒，未来可能会有更大的灾难出现。
呼吁“容许多样性”和“尊重自然”只是这些问题的苍白认知。因为过分强调个人经验或日常文化动力学，人类学作为一门关于文化的科学实质上已经消失——前者喜欢浮光掠影地去些有异国情调的地方，就像琢磨着自己的生殖器去臆想他人的性方式有怎样的不同；后者则天天只会关注板凳保姆和地铁乘客。今天的心理学认为，通过比较中美两国的大学生，可以发现他们个人经验的深度和广度有所不同；然而这种显著差别仅仅是心理学意义上的，通过重设起始点及参照点（仅仅意味着一个人思考问题的方式有别）就可以抹平。对于人类思想与行为的真实范围及所受的限制，上述对比没有揭示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另外，“政治上正确”，往往意味着强迫接受，很容易导致连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也盲从。
随着语言与文化的种类在几何级数地消亡，加上驯服自然的进一步努力导致更深程度的异化（包括“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和控制气候变化的努力），我们人类文化正急剧收缩，而一旦到达临界点，就会发生大爆炸式的超级动荡，这与7万年前人类几乎灭绝的情况没什么不同——正是那次爆炸促使人类学会了积累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