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科普作家，国际生命科学中心创会理事长，著有《理性乐观派》。
我担心迷信。理性的乐观主义者花费很大的精力去揭穿骗子，那些骗子为制造大众恐慌而虚构了很多理由。因此，最让我担心的是那些让别人为错误的事情而焦虑的人，还有那些利用人们对迷信和恐慌的潜意识而吓唬我们去做蠢事的人：不吃转基因食品，教导孩子地球有6 000岁，不让女孩子上学，对移民和自由贸易一味排斥，禁用化石燃料以解除雨林的压力，等等。
迷信能使整个文明沉沦。正如罗马的崩溃一样，大明帝国及哈里发治下的阿拔斯王朝，其生活水平从相对下降变成了绝对下降，信仰对理性的胜利是造成这恶果的重要原因——我指的是官方推崇的信仰。
这里有一个特别的理由让人担心当下迷信在兴起——人口学原因。正如埃里克·考夫曼（Eric Kaufmann）在他的《世界属于信教的人？》（Shall the Religious Inherit the Earth?）中提供的证明，在所有重要宗教派别的内部，不管是逊尼派、什叶派、犹太教、天主教、新教、摩门教还是阿米什，极端派都比温和派繁衍得快。两者相差悬殊且差距还在扩大。
幸运的是，孩子们并不总是对父母言听计从。数以百万计被灌输极端教义的孩子会背叛他们的信仰，去拥抱理性和自由，尤其在互联网、手机和社交网络时代。但是还有另一个统计数据的趋势：全球的人口出生率下降，越来越多的国家每个女性只生育两个孩子或者更少。在一个普遍高出生率的世界，极端主义者的生育狂潮无关紧要，但是在一个出生率较低的世界，其影响就会是惊人的。如果世俗百姓不生孩子，而迷信的人生孩子，后者将很快统治这个世界。
不只是宗教迷信困扰着我，科学迷信也在兴起，尽管不是因为人口学。来自权威的说法认为，科学作为一种制度，与哲学相对，一直以来都有漂向宗教的趋势，比如20世纪上半叶优生学的例子，苏联的李森科主义（Lysenkoism），弗洛伊德主义（Freudianism），还有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不容置疑的对膳食脂肪的痴迷。当科学变成了政治，无论是“异己派”还是“稳健派”都会经常受到极端主义者的排挤。幸运的是，科学具有自我修正的倾向，因为它们分散在不同的竞争中心。我害怕科学也成了极端主义的“一言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