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莫西·泰勒（Timothy Taylor）：考古学家，维也纳大学人类史前史教授，著有《人造猩猩：科技如何改变人类进化的进程》（The Artifcial Ape：How Technology Changed the Course of Human Evolution）、《斯坦福极简经济学：如何果断地权衡利益得失》（The Instant Economist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How the Economy Works）。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不再会不耐烦地把耶和华见证人或摩门教徒拒之门外。我也不再指着楼梯顶的大图标——上面是帕特摩斯岛带翼的圣约翰（St.John，《启示录》的推定作者），并虚伪地声称这是保加利亚东正教——说谎的时候我很难严肃起来。曾经有一对志同道合的年轻摩门教徒，从美国中西部一起来到这个陌生的欧洲；我向他们解释楼梯顶的大图标时，显然他们已经知道那既不是保加利亚也不是东正教。
当两个耶和华见证人敲开门并问我是不是乐观主义者时，我心中平静而没有一点不耐烦的情绪。我的脸上出现了一抹真诚的微笑，并给出很肯定的回答。那个负责的（另一个就是徒弟，通常是这样）很快拿出一本《瞭望塔》（The Watchtower）的副本，封面上是一朵壮观的蘑菇云，饰以标题“大决战”。他暗示我暂时的乐观可能毫无寄托。
我开始明白他的观点，虽然不是来自他的看法。耶和华见证人的世界末日稍早于最后的审判，而且是预言中对反基督的最后一战。它可能取名于以色列米吉多古城——一个《旧约全书》记录的几个大的局部的天启战斗的代称。埃及的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Ⅲ）平定了公元前1457年发生在那里的迦南叛乱，公元前609年，埃及人再次取得胜利，击败了铁器时代的犹太人。米吉多是个双重战略要地：就局部而言，它控制了从以色列卡梅尔山的东地中海沿岸通向约旦河谷的路线；就区域而言，它占据了一片相对狭窄的可居住土地，这片土地是连接非洲和欧亚大陆的桥梁。
约在公元前7000年，新石器时代的农民最先定居米吉多，不过该地区更早时候就被占领了。卡夫泽石窟出土了可以追溯到92 000年前的石制工具、颜料染色的贝壳饰品、超过12人的仪式性墓葬。塔埲附近的洞穴里遗存的工具有来自50万年前的直立人，还有来自于大约20万年之前的直立人；另外还有尼安德特人的遗骨——这是一个不同的人种，最终与走出非洲向北渗透的现代智人（解剖学的定义）展开了竞争，时间大致与卡夫泽墓葬群相近。
这些关于我们进化和文化的史前史事实，是由国际跨学科科学项目确定的，但被极端主义者全然拒绝。阿马郡大主教厄谢尔（Ussher）声称，人类始祖是亚当和夏娃，他们由上帝在创世纪的第6天亲自创造，时间差不多在公元前4004年的10月下旬（但是在一个星期一又被驱离了天堂，同年11月10日）。而按耶和华见证人们的计算，世界还要早一个多世纪，由亚当在公元前4129年创造。但是，这两种说法都没有为早期的米吉多农耕阶段留有时间，也没有为生物进化、板块构造及任何真正由历史科学经验确定的事情留有时间。
如果这只是对过去的空间尺度，或对其中所发生的事情持有异议，那么，对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来说，还不过是个小小的挫败。但在我看来，相信世界有一个固定的、全新世的开始，总是与相信世界有一个突然的、通常逼近的结束相匹配。否定古人、否定达尔文的进化论，从心理上定义了任何臆想的未来形式与空间，而且它对个人与社会关于资源管理、生物多样性、人口控制以及技术发展的决策方法有暗示作用。
相信世界末日的人，对这些事情是不怎么在乎的。通过“世界末日主义者”这个概念，我的意思是在宗教虔诚的末世论中，秉持一种无关乎等级的区别、无关乎“末日时刻想法”的宗教信仰，其理念是：（1）一切事情都将在近未来一个确定的时间点奇迹般地解决；（2）这个方案将分晓永恒的赢家与输家；（3）生命的唯一真正关切是当决战（不论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开始时，我们发现自己站在了哪一边。一场正在来临的末日决战被耶和华见证人、伊斯兰艾哈迈迪耶团体（Islamic Ahmadiyya Community）、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成员（Seventh-day Adventists）、基督教末世论者（Christian Dispensationalists）、基督兄弟会（Christadelphians）和巴哈伊教教徒（Bahái）预见了。更广泛地说，这种末日浩劫后天启重生的信念为摩门教总教会、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大多数其他宗教所共享，禅宗佛教是个值得注意的例外。
很显然，从道德层面看，那些压迫异教徒、惩罚叛教者的宗教狂热分子与和平的宗教信徒是需要区别看待的。还有一种区别就在于是否全面抵制科学，天主教会一直刻意回避在宗教审判时烧死异端，却从未排斥达尔文的人类进化观点。早在1868年，后来成为红衣主教的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就发现这可能是相容的，自1950年以来逐渐积极地接受它。但是，天主教依然保留着一个坚定的信念：在一个精准确定的未来中，要进行最后的审判。罗马反对避孕就与此相关；如果一切都将重生，世界本就不必持久永恒。
诚然，科学家可以和牧师一样以世界尽头的绝望景象恫吓人们。如果科学家真的这样做，他们就不必惊讶于人们被包括“拯救”在内的选项所吸引。但是，面对有违经验证据的武断，我们这些具有启蒙主义气质的人并没有担起答疑解惑、因势利导的责任。当然，我们也没有通过向宗教倒卖科学知识而获得好处，也没有基于自我保护意识而委曲求全。这是非常可敬的，在某些司法部门里，现在还列有相应的惩罚。科学的否定者可从没有表现过对理性相同的尊重。
我们应该担心世界末日，不是作为一个虚构的、神启的末日审判的开场序曲，而是作为一种特别的、适应不良的心态。尽管我们空前接近科学知识，这种心态却依然十分流行。奇怪的是，它或许正是因为科学的不断进步才盛行起来的。无知很容易，科学很苛刻，然而，更明显的是，科学既非种族的，也非教条的。科学直接挑战意识派，意识派需要其追随者相信他们一贯正确。我们不应低估反科学意识形态的魅力与影响。如果任其发展，就可能迎来一个新的知识的黑暗时代。
尼日利亚的宗教极端主义坚持认为我们居住在一个平面的、有6 000岁的地球上，圆盘状的太阳比较小且每天都越过地球。异端（比如相信进化论，或者相信下雨的前提是水的蒸发）可能招致审判而处以极刑。
理性消失了。人们日益挣扎于营养不良、干旱与疾病。不过，这也反馈到意识形态之中：在恐怖分子的日记中，他们表述了来世受赏的完美愿景。对来世的期待好像深有悲剧性的吸引力。
这些天，每当我站在门阶上，在我身后是一个带翼的世界末日传道者，在我身前是一个裹在夹克里的传道者，我感到有责任谦恭地、坚定地、清晰地表达一个科学的世界观，顺便张扬乐观。毕竟，我不会深受末日束缚，以致认为一个正在来临的全球知识黑暗时代将永远存在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