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萨夫（Paul Saffo）：科技领域预测专家，斯坦福大学工程系顾问教授。
有两种傻瓜：一种傻瓜说，老旧的就是好的；另一种傻瓜说，新潮的东西更好。自有人类以来，就有了二者的争论，但是随着技术指数型的进步，二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而且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不可调和。我最大的担心就是这种认知鸿沟将成为阻碍，使技术创新没办法用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
形成这条鸿沟的两大阵营都需要名字，就叫他们德鲁伊（Druid）和工程师（Engineer）吧。德鲁伊认为：我们必须放慢脚步并扭转两个世纪的工业化所造成的损害与破坏。工程师的主张正好相反：只能用新的技术创新去解决过去的技术带来的问题。德鲁伊主张回到过去，工程师则竭力主张奔向未来。
德鲁伊与工程师的鸿沟实际上在技术触及的每个领域都能看到。德鲁伊呼吁对转基因生物施行禁令，工程师不厌其烦地说要创造合成生物。环保主义的德鲁伊追求已故的戴维·布劳尔（David Brower）称之为“地球国家公园”的地方；工程师则对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 Adams）《银河系漫游指南》（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中的曼格拉斯人情有独钟，他们希望能够把整个地球敲碎，然后重新设计组合成一个更美好的地球。超人类主义者和奇点主义者都属于工程师阵营，动物解放阵线（Animal Liberation Front）和“炸弹客”希尔多·卡辛斯基（Theodore Kaczynski）属于德鲁伊阵营。在政治上，自由论者属于工程师，绿党属于德鲁伊；宗教方面，信仰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属于德鲁伊，信仰山达基教者属于工程师。
德鲁伊和工程师之间的分歧，使得C.P.斯诺（C.P.Snow）的“两种文化”的划分犹如人行道上的裂缝一样。两个阵营不仅持有不同的世界观，而且几乎不说同一种语言。一次通过向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附近的太平洋倾倒铁屑来围隔海洋碳的尝试激起了工程师的好奇心，却使德鲁伊惊恐不已，他们认为这是国际污染行为。面对不确定性和危机，工程师加大了油门，德鲁伊却踩了刹车。
德鲁伊与工程师的分歧无处不在，两派激情澎湃又顽固偏执，这使我想起古希腊武士诗人阿尔基洛科斯（Archilochus）和他对刺猬和狐狸的区分（狐狸千伎百俩而有尽，刺猬凭一技之长而无穷），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曾对这种划分做过引申和丰富。经验限制了我们倾向成为工程师或德鲁伊，就像由它们决定我们是“刺猬”或“狐狸”。工程师容易成为沉迷于物理和工程的技术主义者，德鲁伊充满人类学、生物学和地球科学的自然情怀。工程师是乐观主义者：如果有足够的脑力、努力和金钱，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完成的。德鲁伊是悲观主义者：无论建筑多么宏伟，最终都会生锈、腐烂，化为灰烬。
或许，这种倾向的影响会非常深刻。几年前，我朋友的5岁女儿在家庭餐桌上发现一道陌生的主菜，她说：“它是新的，我不喜欢它。”一位德鲁伊正在形成，这成了她小学时期的座右铭，据我所知直到今天这仍是她的座右铭。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在任何争辩中保持中立都是最孤独的。关于技术在未来生活中所起作用的争辩也不例外。新奇技术的猛烈冲击及其他因素正在诱导个人和相似的机构成为工程师或是德鲁伊。这是我们必须抵住的压力，因为无论成为工程师还是德鲁伊，你都将成为一个傻瓜。德鲁伊不可能复古，工程师也不可能发展没有隐患的技术。
解决的办法是回到中间，良好的开端就是时刻留意自己的工程师或德鲁伊倾向。尽管有人曾经认为，相同的倾向会成为强大直觉的基础，但倾向往往也意味着危险的偏见。你对新事物的本能反应是什么？你的默认选择是期待还是拒绝？谈及无人驾驶汽车，德鲁伊认为机器人车辆不安全；工程师派好奇为什么只有人类可以开车。
我的担心是集体智慧改变的速度会像蜗牛一样慢，然而技术发展的速度却沿着指数曲线增长。我害怕我们不能及时地重新找到中间地带，以此来拯救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愚蠢。我内心的工程师坚信新星球的文化基因会出现并使我们幡然醒悟，但是悲观的德鲁伊告诉我，如果我们没有“自掘坟墓”或者重返一个“黑暗时代”，完全是侥幸地蒙混过关。如果它们都有一点正确，也都有一点错误的话，我会很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