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斯珀伯（Dan Sperber）：布达佩斯中欧大学社会和认知学家，合著有《意义与关联》（Meaning and Relevance）。
担忧是一种认知资源的投资，它附带着焦虑频谱上的多种情绪，意在解决一些特殊问题。它和不担心一样，都有成本和收益。花几分钟时间考虑一下怎样准备晚餐以款待客人或许是一项不错的资源投资，而忧心死后魂归何处，则是彻头彻尾的浪费。人类祖先和其他富有远见的动物可能只考虑那些真实的与紧迫的问题。比如，不能找到食物，就可能被吃掉。自那时起，他们变得富于想象，并用丰富的文化因子拓展了想象力。在至少40 000年里（可能还要长得多），人类还在为如何改善命运而担忧——个体的命运和集体的命运（明智的忧虑），同样让他们忧虑的还有那些有法力的邪恶的眼睛、故去的祖先的不快、血统的纯粹（错位的忧虑）。
一种新的错位的忧虑可能正变得越来越常见。当前不断加速的科技革命导致源源不断的问题与机遇，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认知与决策挑战。我们预见这些问题和机遇的能力，与它们的巨大数量、新奇和复杂程度、迅速程度相比，有些不堪重负。
比如，现在的每一天，我们都有理由为互联网带来的新机遇而欣喜不已。对它的担心，已是上个世纪的事了。在15年前，人们担心它会在使用互联网的人群与没有互联网的人群之间制造另一条社会鸿沟！实际上，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哪项技术传播得如此迅速、如此深远。担心又该怎样呢？通过收集处理每个用户对企业、机构和政府有用的详尽的信息，互联网破坏了隐私，也威胁了自由，其方式比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所写的“老大哥”更巧妙。这就是我们应该担心的吗？或者说，我们应该着眼于确保信息尽可能多地、广泛地被自由使用，摒弃秘密甚至隐私的旧观念，相信真实的信息将消灭错误的信息，那些见多识广的人将不再容易被操纵与控制。换句话说，随着获取信息更加自由，一种更激进的民主是不是正变成可能？
基因工程给了人们新作物、新疗法，以及改善人类基因组的新希望，我们应该有几分兴奋、几分害怕？基因工程本身的发展应该怎样控制？控制到什么样的程度？由谁来控制？
新的杀伤性武器——原子的、化学的、生物的——威力正变得越来越强大，生产和购买也越来越容易。新等级的恐怖主义行为和局部战争可能被发起。当他们付诸行动的时候，争论必将更加激烈，甚于美国“9·11”事件之后的争论，如大国应采取措施尽力阻止他们，包括阉割民主权力的措施。我们应该最担心什么呢，恐怖主义和战争，还是对权力更多的限制？
展望未来，人类将很快与智能机器人生活在一起，并依赖它们。随着主人被他们的侍者疏远，这是否会发展出一种新的主仆辩证法呢？机器人会在事实上自我进化成主人，甚至是智慧的、有目的性的、对人类无用的生命存在？这样的担心是合理的，还是愚蠢的？
这仅仅是一些例子。科技发展以越来越快的节奏带来我们不曾想象的新机遇和风险。当然，关于我们要担心什么，多数情况下，你我能形成统一意见。不过，怎样自信地坚持这些意见，追问这些关切呢？
我尤其担心的是，人类越来越没有能力去鉴别那些他们正在担心的事情，而这些担心对他们而言，弊大于利。也许，正像激流泛舟，人尽力而为的目的不是让舟的速度慢下来，而是要试着选择一条更优化的航线。事实上，这样的航线是否存在，以及能否真正带给人们安全，都是不可控的。即使这样，乐观主义仍是正当的（最坏的情况仍有可能发生），因为我们没有比保持希望更好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