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贝雷比（David Berreby）：《纽约客》《纽约时报杂志》《自然》记者和撰稿人，Bigthink网站博主，著有《我们和他们：认同的科学》（Us and Them：The Science of Identity）。
我所担心的是世界人口的老龄化问题，虽然其分布存在区域差异，但却是全球普遍存在的问题。老龄化趋势不被谈及（除了偶尔有针对老龄化问题的这样或那样夸大其词的报道和片面的讨论外），但它应该受到关注——关注老年人数量的巨大增长和平均寿命的普遍延长，因为中年人和老年人将在人类社会结构中占据很大比例。
例如，到2050年世界人口达到高峰时，估计中年人和老年人将达到90亿。世界卫生组织预计将有20亿人患上老年痴呆症，即90亿的五分之一。对此，我们的相关社团做好准备了吗？有哪个团体真的在讨论如何做准备？
21世纪中叶，在富裕国家，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将在60岁以上，但这种人口结构的改变不只局限在发达国家。现在，中国人口的年龄中位数接近35岁，到2050年将达到49岁。在印度，到2050年，年龄在60～80岁之间的人口比例将是现在的326%。在巴西，现在老年人口的比例是7%，预计2050年将达到这个国家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当然，一些非洲和亚洲的贫穷国家很快就会经历传统的人口爆炸，年轻人数量急剧增长。但这些只是全球老龄化趋势的例外情况。几年前，洛克菲勒大学的乔尔·科恩（Joel E.Cohen）写道：“在2000年，年轻人数量多于老年人。2000年后，老年人的数量将多于年轻人。”
这种对人口结构变化的认识是片面的、零散的。例如，公共卫生专家探讨的是老年疾病数量的巨大增长，非传染性的慢性疾病，诸如心脏病、肺病、中风、糖尿病和肾衰竭；经济学家关注的是适龄工人数量减少，难以维持退休工人福利的问题；金融专家们担忧的是数以万计的人们不能或不愿存钱，导致他们在退休后的几十年无从得到他们所需的收入。在印度和中国，因一些老年人经常被他们的成年儿女冷落，政府已出台法律支持和维护家庭价值观。各行各业都在讨论人口结构的巨大改变对各自的影响，但据我所知，很少有人探讨它的根本原因，或者试图勾画出老龄化的各种后果并把它们联系起来。
这种转变使社会保障体系承受巨大的压力。大多数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承诺针对老年人采取一些社会安全保障措施，建立了相应的医疗保健机制。但那种承诺建立在20世纪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基础之上，那时，适龄工人的数量多于退休人员。当年轻工人越来越少，需要赡养的老年人越来越多时，我们很难看出社会安全保障是否依然能够贯彻实施。例如在中国，现在大约是6个工人赡养一个退休老人。就目前的老龄化趋势，到2050年，其比例将变为2:1。
政府往往向人们许诺养老金和医疗保健，来解决劳动力短缺、产量下降和政治不安定，但随着支付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这个药方正在失效。这也是越来越多的国家想要提高生育率的原因。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预防这种危机的发生呢？当然，你可以延长退休年龄，让适龄工人多工作几年，但这似乎不切实际。其原因之一是如果这个方法行得通，许多国家的退休年龄会因此而推迟到七十多岁。
政治方面，我担心权力和影响力从年轻人身上转移到中年人和老年人身上的后果。民主方面，因为一人一票，如果老年人多于年轻人，那么我担心老年人关心的事情（维护他们所拥有的，回到过去的“美好”时光，避免尝试新鲜事物）将开始取代年轻人关心的事情。这种事情以前从未发生过，所以我们不知道确切的结果，但我相信结果不会很好。
我想我们能够预见到一些公开且令人不悦的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即使在美国，尽管移民政策上的开放性使其老龄化现象不像其他富裕国家那么突出，但对养老金和医疗保健政策的争论已初见端倪，这些政策往往使老年人的利益（安全可靠的养老金和医疗保健）和年轻人的利益（教育、未来的基础设施、就业机会）发生冲突。
在老龄化发展迅速的国家（西班牙、意大利、日本），一个可能的结果就是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这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我们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年龄越大越不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早在20世纪90年代，斯坦福大学神经系统科学教授罗伯特·萨波尔斯基（Robert Sapolsky）就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结果他的美籍受试对象在35岁的时候不再愿意尝试新的音乐，而在39岁时不接受新的食物种类。“在事情变糟糕之前，让我们回到从前的状态吧。”持有这种民族主义想法的人，在选民中占很大比例。
其次，是因为我前面提到的经济困难，一些国家正在寻求办法提高活跃的生产力，以便能够赡养所有的退休人员。可选择的办法有：（1）提高出生率；（2）对亚洲和非洲贫困国家的年轻移民开放门户；（3）研制大量的机器人（日本人好像在做这项工作）。可选办法（1）和（2）成为仇外言论的明显诱因。（“年轻女性应该承担起她们应有的责任，提高生育率！”或者“现在我们这里竟然有如此多的可恶的外国人！”）
在文化方面，我担心人们太过关注像我这个年龄（54岁）或比我年长的老人的忧虑。在过去的20年里，当把永生作为切实可行的医疗目标去谈论的时候，人们竟然能够理性地予以尊重，我认为这是人口趋于老龄化的前兆。另一个例子是，当谈及医疗保健时，我们常常理所当然地认为生命必须得以保护和延长。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说，当他问一位百岁老人是否想活到101岁时，答案是肯定的。他问过这位老人的孩子、邻居或员工吗？他们的答案或许不那么肯定。但在老龄化社会，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和资源的平等享用成了不能讨论的话题。
经济学家和法理学家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这样描述老龄化前期的社会情形：“在过去，人们摔倒骨折，然后死亡，这是不错的死法。但现在人们能修复骨折。”波斯纳这一说法的背后是一个简单易懂的观念：你留在世界上的时间是一定的，结束了就要离开。因为其他人或者说年轻人要来这里，他们需要替代你的位置。他们需要的是能用钱买东西而不是用钱雇护士照顾父母，他们需要的是接替老年人的工作，他们需要的是老年人因讨论腹部整形术和伟哥而占用的宽带流量。他们需要不在父母的阴影下生活几十年。这些人对父母虽不能说钟爱有加，但也算孝顺，他们（在父母去世后）可得到解脱。我想起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她父亲71岁去世。在25年后，她写道：“今天父亲应该96岁了……但幸运的是他没有，否则他的生活可能会完全终止我的生活。那会发生什么呢？我不会有时间写作，不会出书，简直不可思议。”由于人口结构的改变，我担心人们会开始接受这样的观点：告诉年轻一代，他们的好日子可能也应该永远不会到来（因为老年人活得太久）。
或许，我应该更加乐观，不应像54岁的老人那样一味地怀念过去、赞美过去。毫无疑问，老龄化社会有其自身优势。例如，按人口平均计算，老年人消耗的能量少，消费的产品也不多。2010年，气候专家布莱恩·奥尼尔（Brian O’Neill）和他的同事分析了这一情况，并得出结论：为避免本世纪发生气候灾难而必须减排的二氧化碳，有29%可能来自全球老龄化。不管我们对老龄化的态度如何，毋庸置疑，它正发生在我们身边，需要我们给予更多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