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史密斯（Laurence C.Smith）：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球与空间科学教授、地理学教授，著有《2050人类大迁徙》。
如果人口增长是一个物种成功的标尺，那么对智人来说，20世纪简直是惊人地成功。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在世的人口从16亿增加到了61亿，净增45亿人。现在已是21世纪，我们突破了70亿，而且利用人口统计的计算机模型，在输入来自世界各国的出生和死亡统计数据后，结果显示其增速放缓但总数依旧不断攀升。尽管世界很多地区的人口总生育率在下降，但到2050年还是可能增加到90亿甚或100亿。
这让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非常担心，他经常把人口的指数增长过程看作初期非常地成功，然后惊人地失败。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指数增长是一个物种“激增—暴跌”（繁荣—衰落）的特征标志。举例说，雪鞋兔拼命地繁殖，直到食物短缺或疫病引发崩溃，大量死亡的不仅仅是雪鞋兔，还有猎食它们的加拿大山猫。在自然界中，种群数量市场重复着“兴盛与危机”模式，这也是埃尔利希和其他学者在70年代忧心忡忡的原因，因为人口数量没有稳定下来的迹象，继续以指数型增长。这刺激了发展中国家开始采取控制措施，比如印度有针对性的绝育计划。今天，人口增长依然位列世界面临的最紧迫挑战名单之首。想想到本世纪中期，将近100亿人（比今天多大约40%）分享这个星球，对他们而言，确实可怖。
这样的担心有些错位了。不是因为100亿只是个小数目，事实上它很庞大。其他大体型、最高层级的掠食者的种群数量，通常在几万到几十万之间，而不是几十亿。随处可见的野鸭是世界上最常见的鸟类，全球数量约有300亿只。养活100亿人，所需要的水、食物、纤维、可耕地、金属、碳氢化合物及其他资源的数量是巨大的，而对资源逼近枯竭的恐慌与对资源的暴力竞争是直线相连的。很多人认为人口总数的数值与水资源短缺、饥荒、食品战争、社会瓦解的预计之间也是这样的关系。这些威胁是真实的，但与自然生态系统不同，它们不是简单地受种群人头数影响。反倒是，在不同收入和文化的社会和社会内部，其消费的急剧变化主导了对当代自然资源的需求。这并不是说人口总量无关紧要，只是生活方式关乎更多。
举个例子，想一想要满足生活在上海的现代都市消费者所需的电力、塑料、稀土金属和加工食品，其对材料的需求如何以数倍的速度跃进，与此相对的是那些在乡下苦干的农民。仅仅在中国，现在大规模的城市化势头就会导致2050年增加10亿新的城市居民，即使中国人口零增长。非洲的数字将是12亿，接近世界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同事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计算，如果今天活着的每个人都享受北美人、西欧人、日本人和澳大利亚人的生活方式，全球资源消费量将上升11倍。这就相当于世界人口从70亿突然暴涨到720亿。
对我来说，这比总人口40%的增长或者总生育率下降而引起的经济社会“放缓的阵痛”更可怕。但不幸的是，在平复一种担忧（人口增长）的同时，我提出了另一种担忧（繁荣增长），人们当然不可能去谴责它。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移民潮流，把亿万人从无情、困苦的贫穷中解救出来。有谁能不鼓掌？
与其担心世界人口，更明智的做法是聚焦于真正的挑战，去调和我们矛盾的愿望：把所有人都带进现代和繁荣，同时也要把他们的无穷需求稳定下来。问问自己：如果你的生活水平，跟那些在缅甸南部伊洛瓦底三角洲种水稻的人保持一致，你需要放弃什么？好消息就是，和手忙脚乱地修补人类生殖率相比，买一间简洁的小屋，坐公交车，吃食物链低端的东西，这些都是容易做到的。它所需要的是重新定义我们眼中的“成功”。
注：本文作者劳伦斯·史密斯的《2050人类大迁徙》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