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雅吉特·达斯(Satyajit Das):金融衍生工具与风险研究专家,著有《极限金钱:世界的掌控者和风险的膜拜者》(Extreme Money:The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and Cult of Risk)。
美国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曾写道:“社会的基本幻想油尽灯枯之时,即一个时代黯然离场之日。”增长——资本时代居于中央的幻影,可能正在走向终结。
增长支撑着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从提高生活水平、减少贫困,到现在解决个人、企业以及国家的过度负债问题,经济的不断前进已经成为所有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普遍解决方案。
所有的政治主张和经济主张都根植于加强经济增长的观念之中,而且深信依靠政府和央行实质性控制就能使经济恢复到增长轨道上。在1925年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里,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认准了这致命的吸引力:“盖茨比相信那盏绿色的灯。它是一年一年,在我们眼前渐渐远去的那个美好未来的象征。从前它从我们面前溜走,不过那没关系——明天我们将跑得更快,手臂伸得更远。”
在现实中,经济增长是一个相对晚近的现象。大约经历了5个世纪(1300—1800年),以人均收入指标来衡量的生活水平实现了翻番。1800—1900年,又是一个翻番。我们在20世纪看到了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提高了5~6倍,其中1929—1957年(28年)翻了一番,1957—1988年(31年)再翻一番。在1500—1820年间,经济产值以每百年不到2%的速度增长,1820—1900年间,经济产量大致翻了一番,而1901—2000年间,则接近4倍。在过去的30年间,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金融化。作为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动机,诸如人口增长、新市场开发、创新以及生产率提高等,其力量变弱了。债务驱动型消费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工具。不过,这个过程需要不断增加债务水平。截至2008年,创造1美元的增长需要4~5美元的债务。中国现在需要6~8美元的信贷实现1美元的增长,而10年前的水平是大致1~2美元实现1美元增长。债务准许社会向未来借款,它加速了消费,因为债务常常可以在今天买东西而承诺未来偿还。经济增长是人为地通过加速消费而引起的,而这些消费本应该在若干年里分别支出。不过,因为可以借到便宜的资金,所以被提速了。但借贷水平不可能永久维持高速增长,这使得债务驱动型增长终将走向终结。
为了强行维护经济的向上势头,政府开始忽视对环境的保护。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以错误的价位供给市场,从而导致不经济的挥霍,比如石油和水。很显然,被转移给环境的成本必将变成社会肩膀上越来越重的巨石,最终让整体经济每向前一寸都步履维艰。
问题在于经济模型本身。正如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在2009年12月11日发表的评论所言:“在过度消费中掺杂着另外一个经济问题,就是我们的投资和出口太少。它涉及金融危机,但在某种程度上,它比金融危机更困难,因为它反映着经济的基本结构。”金融推动的经济增长、环境问题、必要资源的稀缺,这三者同时出现了麻烦,现在正威胁着这个前所未有的增长和扩展周期走向终结。
在现行模型中,政策制定者可能没有对付深层次问题的必要工具。复兴的凯恩斯主义或许不能阻止经济由增长步入长期衰退,因为政府发现自己自行融资很难长期维持需求。如果印钞和金融游戏真能创造经济持续增长及财富,我真要膜拜经济学家了,因为他们能做到神仙也没办法做到的事情。
经济低增长或零增长未必是个问题。它可能有积极的作用,例如,对环境和稀缺资源的保护。但是,现行的经济、政治、社会系统稳定存在的前提条件是没有尽头的经济扩张和与此关联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创造高税收才能减少财政赤字,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政府财政需要更多的收入。维持社会凝聚力也需要经济增长。改善生活水平的远景,不论多么遥远,限制了财富再分配的压力。美联储前官员亨利·瓦利奇(Henry Wallich)曾精准地总结道:“只要有增长就有希望,而且使巨大的收入差距可以容忍。”
民主社会里,社会的和政治的协约要求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改善。经济停滞增加了社会和政治冲突的机会。在《世界战争:20世纪的冲突与西方的衰落》(The War of the World:Twentieth-Century Confict and the Descent of the West)里,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认定了这样的危险:
经济波动(动荡)事关重大,因为它往往会加剧社会冲突。经济危机的周期为政治上的优势群体转嫁调整负担制造了动机。社会错乱也可能尾随在快速增长之后,因为增长的好处极少能够平等分配……这或许不错,那些在上升期的少数赢家在随后的下降期被认定为“遭报应”的目标。
政治家、政策制定者和普通民众都不愿面对明显较低的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就像菲茨杰拉德的悲剧英雄盖茨比那句可疑的战斗口号那样:“不能重复过去吗?为什么你就可以!”但是,哲学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写道:“有多少东西,我们昨天还把它视为信条,而今天就只是谎言。”艾伦·韦斯曼(Alan Weisman)的《没有我们的世界》(The World Without Us)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思想实验:一个失去人类的世界将倒退回什么样子呢?
我们应该担心一个没有增长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或者,最好的话,拥有低增长或不均衡增长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