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悉尼麦考瑞大学历史学教授，著有《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Maps of Time：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
2013年，Edge的年度问题论坛邀请我们去甄别那些不在公共舆论中，但其实不该被大众遗弃的议题。特别是在学校、家庭、议会、媒体以及联合国，这些问题本应该被反复讨论。这里有一个已经完全淡出了我们视线的古老问题：什么是“好生活”？给每个人提供一种好生活的基础是公共政策的基本目标。然而，有关好生活真正含义的公开辩论几乎消失了。
或许我们排斥这些问题，是因为它们让人联想到古希腊男性哲学家在研讨会上饮着掺水葡萄酒的画面。今天，问题的答案能带来有用的东西吗？或者，我们可能认为自己已经知道了答案。实际上，有一个简单的、貌似真实且强有力的答案是古希腊人无法奢求的：现代技术让我们憧憬一个物质财富日益增长的世界。物质财富指标（如GDP或GNP）表明我们的生活比古希腊人好了很多。1500—2000年，全球GDP总量几乎增加了150倍，人均GDP提高了10倍左右。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增长”。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大多数的时间里，都满足地把增长看作好生活的代名词。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多数政治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家都倾尽全力去维持增长。
增长的故事部分地支配了关于好生活的思考。要享受好生活，我们需要食品、安全及其他条件因素，而且人们必须使用资源去制造产品。心理学家衡量主观幸福感的尝试也支持了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提高超过贫困线的消费水平是幸福满足感的基础。物质消费的最低限度是好生活必不可少的保障。
不过，关于增长的故事至少错了一半。错在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它提供了一个对好生活贫乏肤浅的理解，二是它正在把我们错误地导向生态混乱。
我们都知道，超过一定水平（这个水平可能不太高），幸福感会越来越少地依赖于物质消费。假如你刚刚饱享了一顿大餐，就不必再接连吃上5顿来增加你的幸福感；节制与消费一样，是幸福的一个源泉。实际上，好生活的很多组成部分并不需要更多的消费，因为它们是可再生资源，包括友谊、同情、善良和慷慨，还有愉快的交流、审美意识、身体健康与安全、知足感、亲密感、幽默感和良好的思想情趣。增加消费的措施不能满足那些精神渴求。1968年3月，在遇刺前不久，肯尼迪在堪萨斯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
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会衡量空气污染和烟草广告，还有在高速公路上清理车祸的救护车。它会衡量我们对红杉林的毁坏和在无序蔓延中消失的自然奇观……但是，国民生产总值不把孩子们的健康，孩子们的教育质量，或游玩的快乐计算在内。它也不包括诗歌的优美，或公开辩论的智慧，或官员的正直……它衡量一切，总之，除了那些让我们生活有价值的东西。
更糟糕的是，增长的故事让我们误入生态灾难。生物圈资源丰富，而且饶有弹性，但也有限制。而增长所真正意味着的，是生物圈里的资源在被一个物种（我们自己）大量消耗以便增加消费。今天，我们开始觉悟，增长正在把生物圈推向它承受力的极限。一种真正的危险是生物圈系统要开始崩溃，或许猛烈而迅速。因为我们被古老的、复杂的、不可预测且全球代谢（比如碳、氮循环）的路径搞乱了。如果生物圈里的资源是有限的，那么增长就不能无限持续。所以，我们必须开始设想，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好生活将是什么样子？
实际上，物质丰富的基本水平是一个基础。美好的社会就是那种每个人都能享受有物质基础的好生活。不过，超出这个水平，我们必须清楚地区分哪些是好生活的可再生组成部分，哪些是不可再生的组成部分。人们能更好地学会欣赏和享受好生活的可再生资源吗？
开创一个有关好生活的更加现实的故事，将是通向更美好生活和更持久社会的重要步骤。这些对话将是复杂和困难的，必须邀请教育工作者、科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艺术家、企业家还有哲学家。但是，当试图为孩子和孩子的孩子们设想一个更好未来的时候，我们就迫切需要这样的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