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达尔林普尔（David Dalrymple）：哈佛大学生物物理学项目研究员，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合成神经生物学小组研究员，泰尔基金会资助的Nemaload项目负责人。
随着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人类劳动的价值很可能会逐渐降低，这无疑会使经济、法律、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的重组成为未来的核心议题之一。不过，就当下情况而言，似乎并没有人把这些真正当回事儿，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忧虑。
对社会上现存的任何一种工作来说，如果特制的机器能够比人类干得好的话，那么个人给公司打工赚钱就显得多此一举了。这肯定不是文明中某一模式第一次被淘汰——“公司”本身只有500年的历史，它成功驱逐了上一种主流模式。在那之前，“工作”更多只是计划，工匠和商人在城市之间迁徙，人到哪里，生意就做到哪里。
公司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能把成百上千甚至成千上万的人聚集起来，围绕一个核心计划，朝着共同目标而不懈工作。鉴于相同原因，国家也很有用，只是规模更大，更具复杂性，并与强制执行相关联（法律的、边境的和“国家利益的”）。但随着科技的进步，赋予这类机构权力的环境将发生戏剧性的改变。随着通信交流变得越来越廉价、高速和透明，用中央计划去调控的手段已经很难再把人们团结起来了。苏联是历史上计划经济的典型代表，不过它最终却被传真机打败了。因为传真机能使公民绕过国家控制，从而获得市场信息。相对而言，公司制度更具适应性，但我们已经看到黑客组织“匿名者”的破坏活动开始让公司焦头烂额了。
更重要的是，未来科技能够以新型、灵活的结构将人们聚集在一起，产生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各种新型的独立实体正在出现，它们既不是国家也不是公司。在不远的将来，这样的实体将不再受“地理界限”的限制，最终在行业和地缘政治中居于主导地位。
人类作为个体，最终可能会从社会活动中消失。当你的思想可以逐字逐句地传输复制给他人，哪里是你，哪里又是他们？而当你复制自己的思维，把它作为一种数字化文件传送给人工智能时，哪一个又算是你呢？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语言，一种新的能够涵盖从民主、产权到意识的语言，以便理解这样的一个世界。
我的标题“后人类的人文地理学”中包含了对未来的一些想法。这有点像文字游戏，指的是三种不同的智力活动：第一种是“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预言科技进步将导致“后人类”（posthuman）出现；第二种是人文地理学，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居住环境的关系；第三种是“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代表对个体是否真的存在表示质疑的一种思潮。这三个领域有许多东西需要相互学习，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将是一个很好的解决上述问题的开端。
例如，像大多数故事一样，超人类主义的故事也以个体为主角。除了其他新功能，比如能把某人的思想从一个人工智能机器转移至另一个人工智能机器（这样可以避免大部分生理上的死亡）以外，他们还能“心灵感应般地”交流彼此的想法，但他们仍然被看作人类。不过，正如后人类主义批评家所告诉我们的，由于脑与脑之间的交流是高带宽的，所以过去使用的概念都很难准确描述新的时代。
人文地理学往往忽视科技的发展趋势，除非科技的变化很小，或者能够很容易地用现存概念去描述。超人类主义者的技术将极大地改变人文地理学的状况（举个简单的例子，直接吸收太阳能的人类将不再需要农业）。反之，这些人文地理学的改变，对超人类主义者的科技和社会发展方向也将产生重大影响。
后人类主义总是喜欢抽象思考。显然，对“个体真的存在吗”或“个人身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感兴趣的思想家，往往厌烦“鉴于此，股票市场应如何改进呢”这类问题。不过，科技会时常“荣幸地”出现在后人类主义者的质疑中，比如他们认为大众媒体已经被科技过分扭曲了。假如能听见超人类主义的理论，我想他们肯定会因这种理论过于强调个体性而嗤之以鼻。如果后人类主义者愿意深入思考一下，就会发现未来科技可以创造出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个体身份。最后，虽然后人类主义者也会谈及经济和社会，但他们通常不在乎现实生活的数据资料或者历史上的例子。
就个人而言，我毫不怀疑文明的下一个范式将会更好，我不会为此担心。但如果我们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因而无从应对的话，那么由此及彼的转变或许是令人痛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