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而不作”语出《论语》:“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其字面意思是仅传述既有内容而不进行创作。但事实上,正像孔子的有关工作所显示的,在其传述中实际上包含了创作的义涵。也就是说,孔子虽采取了“述”的形式,但却有着“作”的内容。因此,也可以把这种经典诠释方式称作“以述为作”。
所谓的孔子的六经,并不是完全由孔子所做,在早期的传播当中,虽然有一定的文献记载,但大多数的还是口口传述为主的,到了秦始皇焚书坑儒,最正宗和原版的六经实际上已经失传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六经,应该是后人通过一些相关的记载后传述重新整理出来的。
孔子为何述而不作?诸子百家,各家的祖师爷都有亲笔撰写的、被后人用其姓氏加“子”字命名的经典,唯独这儒家的孔老夫子没有。一部《论语》,只是徒子徒孙们根据眼见耳闻和道听途说的孔子言行,整理搜集编纂而成,严格说起来,算不得他本人的大作,最多只能算是“口述实录”这样的作品。至于《诗》《书》《春秋》,那就更不用说,孔子只是一名编辑。
儒家讲“立功、立德、立言”,这“立言”一条,我想孔子不会没有想过,但他的“立言”,只是述而不作,说说而已。孔子有句名言:“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单从这句话看,我觉得孔子有点个人主义,甚至可以说是自私。你“闻道”了,难道不希望别人也“闻道”么?你怎么可以不把你所闻的“道”传授给你的徒子徒孙,而随随便便就要死要活呢?你决不能死,你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你必须要用你所闻的“道”兼济天下,否则你就不是儒家的祖师爷了。你不仅应该“述”,而且还应该“作”,把你所闻的“道”写出来。
但孔子只是“述”,而不“作”。懒惰?不会吧,那样一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的人,不会是因为懒惰而不愿提起笔来。既然不是因为懒惰,那没有稿费的说法就更不能成立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老夫子是不会在意几个稿费的,虽然他还是比较看重学生送来的“束脩”。
难道是怕留下文字依据授人以柄?怕承担责任?虽然文责自负,但能倡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的孔子,是不会在乎几个人在那里说三道四的。而且,面对学生侃侃而谈留下的“口供”,与留下文章著述这样的文字证据,也差不多,都可以作为“呈堂证供”——既然“口供”都不怕,也不会害怕什么文字把柄了。
或者怕被人篡改、歪曲?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孔子自己就曾“删《诗》《书》,笔削《春秋》”(韩昌黎语),但三人市虎,口头传言更容易走样,而白纸(竹简)黑字的手迹,毕竟“有案可查”,还可以说得清一些。这点孔子不会不知道。
还是想故弄玄虚?“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昌黎语),作为祖师的孔子要替学生“解惑”,而且“夫子循循然善诱人”(《论语·子罕》),就弄不了玄虚。要弄玄虚,他也不会在这上面来弄玄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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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宋人抽出《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配合,至南宋淳熙间,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四书”之名由此而定。此后,“四书”始终是我国封建社会正统教育的必读书和科举取士的初级标准书。
【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儒家经典的简称,始称于汉武帝时。其中存有中国古代丰富的历史资料,是封建时代教育的必读教科书,并被统治阶级作为宣传宗法封建思想的理论依据。
【六经】指的是六部儒家经典,即在“五经”外,另加《乐经》。也有称“六经”为“六艺”的,韩愈《师说》中的“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中的“六艺”即“六经”。
【十三经】十三部儒家经典。汉代开始,把《诗》《书》《礼》《易》《春秋》称为“五经”。唐代把“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公羊传》《毂梁传》《左传》),连同《易》《书》《诗》称为“九经”。至唐文宗刻石经,将《孝经》《论语》《尔雅》列入经部,则为“十二经”。宋代又将《孟子》提升为经,故有“十三经”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