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清官与两座坟
为官清正的包青天为何遗下了两座高大雄伟的坟冢？在外表风光的背后是否有何难言之隐？威名远播的包老爷似乎有意留下若干线索，等待后来者开掘。
河南省巩县西南有北宋王朝9个皇帝的陵墓，习称“巩县宋陵”，是闻名遐述的旅游胜地。其中宋真宗的永定陵附近，有一座高约五米的圆形冢墓，就是世人熟知的陪葬真宗陵侧的包公墓。在影片《少林弟子》中，当观众看到洪家班姐妹被恶霸豪强迫逼至少林寺附近的包公墓前时，银幕上赫然出现了用颜体楷书写的“宋丞相孝肃包公墓”几个大字的巨碑。此时此刻，绝大多数观众都相信包公是长眠在这里了。
然而，这很可能是历史的谬误。据考古界报道，包公及其夫人董氏墓、长子包夫妇墓、次子包绶夫妇墓、孙子包永年墓，十几年前都在安徽省合肥市东郊大兴乡双圩村的黄泥坎发掘出来了。淝水岸边出土的墓志铭确凿地记述了包公的生平，补充和修正了一些史实。包氏族墓及墓中出土的其它珍贵文物，既为史学界、文学界进一步研究包公的历史与传说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为研究宋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一个包公。为什么两座墓葬？如果合肥包公墓是“真”的，那么巩县的包公墓是怎么回事？
包公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姓包名拯，字希仁，祖籍庐州（今安徽）合肥。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考取进士甲科，从而走上仕途，由建昌、天长县令而历任工部员外郎、枢密副使、朝散大夫，直至封为东海郡开国侯而病逝，终年64岁。
从《宋史》的记载及一些宋元野史材料来看，包拯其人在出任县令至枢密副使的一生中，秉性刚毅、处事严明，重视调查研究？坚持惩恶扶善，深得下级官吏和百姓的好评。在合肥出土的包拯墓志铭中，也记载了他以大义为重，不惧贪官豪强，并敢于上书皇帝查办枉法权贵的事迹。他策论国事能高瞻远瞩，讲究让百姓“衣食滋殖、黎庶蕃息”，主张“薄赋敛、宽力役、救灾患”。在他管辖过的地区，不断修改地方法制，一方面废除了一些苛捐杂税；另一方面加强市场管理、惩办贪官污吏，以增加国库收入。他重视调查研究，执法如山，自身清白廉洁，不谋私利，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尊敬与赞扬。
包拯所处的时代，正是北宋王朝由盛转衰的阶段。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王朝屡次兴兵南犯，宋朝统治者却只求歌舞享乐。后来南北议和，边境没有多少战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地主更加在歌舞升平中沉沦，毫无富国强兵之念。日趋腐败的吏治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百姓怨声载道。在那黑暗的社会中，群众有苦难伸。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包公的所作所为，必然有口皆碑。合肥包公墓志为当时枢密副使吴奎撰写，称他“其声烈表爆天下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朝廷士大夫达于远方学者，皆不以其官称，呼之为‘公’”。这就是包公的由来，可知“包公”是包拯在世时人们对他的敬称。
真正的包公墓在合肥市东郊，已成定案，这不仅有考古发掘的材料为确证，而且有宋代庆元年间淮南西路安抚司干办公事林至撰写的《重修孝肃包公墓记》等文献为印证。河南巩县宋陵中的包公墓虽然冢大碑高，也必然是一个“假”墓。但是，问题并不这样简单。
因为，在合肥包公墓正式考古发掘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巩县包公墓是“真”墓，不仅有很高的封土和墓碑，而且地方史志均有记载，明代嘉靖三十四年修《巩县志》即载包拯墓位于县西宋陵中，清代顺治以后各时期版《河南通志》皆承袭旧说，可见明初就已存在这个包公墓，至少经历五、六百年。现在，人们不禁要问：巩县包公墓究竟修于何时？为什么要建这个包公墓？里面到底埋葬着什么？它和合肥墓是什么关系？
这一系列问题，至今尚难于回答。巩县包公墓修于何时，很难考证。现存关于此墓最早的记录是明朝嘉靖年间的县志，可知修建的时间不晚于明代中叶。元、明两代史籍对此均无说明。既然如此，为什么要修这座墓，里面究竟埋葬着什么等等也就无从得知了。
包公为什么两座墓，是“千古之谜”，而合肥包公墓地出土的材料同时又给历史学家们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成为“谜中谜”。比如，在墓地中轴线的西南部，有一较大的封土堆，高约4米，底径10米，整个外形略大于包拯夫妇迁葬墓。从这个封土堆的地表再往下深挖3米，都是一色的生土，可知这个土堆是典型的“疑冢”，包公墓为什么设此“疑冢”？它是什么时代修建的？实在耐人寻味。又比如，嘉三年（1058年）包公60岁的时候，在皇帝面前声称自己“无子”，而就在这时他把自己一个已怀身孕的小妾孙氏遣送回了娘家，孙氏生子包绶，包公仍十分歧视，而由包公长媳崔氏暗地关照，后又力挥众议帮助孙氏抚养。此事对于包公虽属瑕不掩瑜，毕竟很难理解，可算一桩“疑案”。再比如，包公戏曲中多有他为严守法纪而惩治皇帝国戚的故事，但墓志铭却记载包公本人即为“皇舅”，其中关节，至今鲜为人知。
肥水岸边，包公墓已见天日：嵩山北麓，包公墓依然高耸。一个包公，两墓遥望，给我们带来很多联想，等待我们去进一步弄清其中的奥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