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自沉
伟岸的屈大夫悲愤地一跃，溅起了中华民族第一朵爱国主义的浪花，一条小河因他而名垂千古。
2200多年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怀着满腔忧愤，毅然投入波涛翻卷的汨罗江中，结束了他那坚贞不屈、才华横溢的一生。千百年来，他的死一直为人民所惋惜、哀悼。那么，屈原为何投江自沉呢？
清朝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认为，屈原所以写下著名的诗章《哀郢》，是由于“哀郢都之弃捐，宗社之丘墟，人民之离散，顷襄王之不能效死以拒秦，而（楚）亡可待也”。据此，现代的屈赋研究者大都认为，屈原投江是因为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眼见国亡而殉国难之举。持此说者以郭沫若为代表，他在《屈原研究》中说：“郢都陷落时，屈原逃奔江南，江南也不能安住，所以接连做了《涉江》、《怀沙》、《惜往日》渚篇，便终于自沉了。”在《屈原考》中进一步发挥说：“就在郢都被攻破的那一年，屈原写了一篇《哀郢》……他看不过国破家亡、百姓流离颠沛的苦状，才悲愤自杀的。”在《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中他认定：“屈原的自杀，事实上是殉国难。”
有人对上述说法持有异议，认为据《史记.屈原列传》和《哀郢》中的有关史料来看，屈原写《哀郢》约为顷襄王十四年（前285年），屈原沉江约在顷襄王十六年或十七年，即前283年或282年，而《史记.秦本纪》、《史记.六国年表》中载明，白起于顷襄王十九年（前2印年）开始攻楚，第三年（前287年）攻破郢都。因此，屈原写《哀郢》和自尽在前，白起破郢在后，从时间上推算，屈原根本不可能是殉国难。从《哀郢》的内容上分析，诗人在文中一再述说自己心头的悲哀，哀自己无罪遭贬逐而“东迁”，哀“故都之日远”、“哀见君而不再得”、哀人们沉缅于一片“平乐”而看不到大祸将临。明朝张京元在《删注楚辞》中云，《哀郢》是“原既去国，还顾郢都，念其将亡而哀之”。显然，屈原写此诗与郢都陷落并无关系。诗人投江前作的绝命诗《怀沙》中也并未流露出痛惜国破家亡而决心殉国难的情志。而且，如果屈原是殉国难，史家势必书明，以志褒彰，但是，贾谊的《吊屈原赋》、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列传》和唐朝沈亚之的《屈原外传》这些对屈原结局深表同情的史家所撰写的史籍中，均不见有屈原是为国难而殉身的记载。那么，他究竟何故自沉呢？有人认为，屈原一直主张联齐抗秦，而当时的顷襄王已经忘却了疆土被蹂躏、父王被骗拘死于秦地的国耻父仇，反认秦为友，又“专淫逸侈靡”“驰骋乎云梦之中，而不以天下国家为事”，国内奸佞弄权、城池不修、百姓离心，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楚国已面临亡国大祸。满怀救国救民之志的诗人却受谗言而身遭黜逐，报国无门，《哀郢》中他就悲愤地诉说：“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亡之”，《怀沙》中他更尽情倾诉冤屈：“抚情效志兮，冤屈而自仰”，表白自己遭受长期放逐、满怀的忠贞无处申诉，只有“伤怀永哀”的郁苦心情。《屈原外传》说：屈原“晚益愤懑，混同鸟兽，不交世务……王逼逐之，于五月五日赴清冷之水”。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受到楚王的“逼逐”，被重新启用的希望已经绝灭，身心交瘁的诗人不忍心眼见祖国和人民蒙难，也不愿在衰老不堪的晚年再忍受“逼逐”，于是，他在《怀沙》中斥责了楚王的昏聩，在《惜往日》中写下了“宁溘死以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不毕辞以赴渊兮，痛痈君之不识”，决心以死谏来震醒昏聩无能的庸君，这才是屈原之所以忍受了两次长时间放逐而依然等待，最后绝望而自沉的根本原因。
还有人认为，屈原屡次遭受佞臣的诬陷、排挤，又被阻断君门，投诉无路，蒙受冤屈，对这类祸国殃民的贼子，他切齿痛恨，怒斥此辈是“谗人”、“党人”、“邑犬”，《怀沙》中他就痛斥他们“变白以为黑”，“倒下以为上”、“邑犬群呔”，这自然愈益遭致群奸的诬陷，诗人表示“知死不可让兮，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宁愿一死，也不向群小屈服。西汉桓宽《盐铁论.倾贤》中就指出：“夫屈原之沉渊，遭子柳之谮也。”所以，屈原是由于受奸佞相谮而逼得投江自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