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塞与“魔鬼”抗争之谜
“我继承了一种非凡的直觉事物原因的能力，虽没有经过训练，但与许多比我年龄大得多而且受到更好教育的人相比，我（作为一个孩子）却能更准确地洞察那最根本的动态关系。在13岁时，我就对我叔叔大加赞赏的阿诺特博士（英国医生及科学家）在《物理学》中阐述的惯性学说提出质疑。尽管我是与两位权威人士作对，但我仍然坚持自己的见解。”
这是英国哲学家斯宾塞在他的自传里写的一段话。他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但同时也是一个不幸的人。他在35岁时就因为劳累过度而使身体受到很大损害，处于极度的虚弱之中。中年时他需要每天带上耳塞来保护神经得到镇静，晚上要服一片鸦片才能入睡。“文学上的荣誉，就像人们追求的许多事情一样，真可以说是得不偿失。”
赫伯特.斯宾塞，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英国著名的实证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理论家。生于1820年，他是他的父母所生的七个孩子中最大的，也是其中惟一一个幸存者。由于身体虚弱，从小由父亲抚养教育。他的父亲和叔叔是教师和社会改革家，由于受他们的影响，在他还很小的时候，斯宾塞就从父亲和叔叔那里学到了一些粗浅的自然科学、医学、化学、解剖学等方面的知识。但没有学过拉丁文和希腊文。也没有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但有很好的数学天分。
在斯宾塞17岁的时候，他在家乡德贝找到了一份助理教师的职位，此后不久，他又找到了更适合发挥其数学天才的职业，在伦敦伯明翰铁路上当了一名民间工程师。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使得这条铁路无法继续建造，他被解雇了。“解雇，正合我意”，他说。
在做无业游民的这段时间里，他收集化石，研究造型术和颅相学，搞一些发明，包括一种把账本的散页钉在一起的“书钉”。然后去到伦敦，寻求文学上的职位，担任了《经济学家》杂志的编辑，与伦敦知识界人士如乔治.亨利.刘易斯、托马斯.赫胥黎和玛丽安.伊文思等人来往密切。但在伦敦的日子里，他在生活上很贫困，也许在国外能找到“好运气”，在经过反复比较后，他决定去新西兰发展。
由于斯宾塞是个极其挑剔的人，他对自己的“出国计划”一直不满意，导致他最终放弃了迁移的想法。后来他说，“这种苛刻反常的态度，似乎是造成我一直过独身生活的一个主要因素。”
不久时来运转了，他的叔叔去世时留给他一笔数目不大的遗产，于是他辞去编辑的职务，开始专门写文章。他继承了父亲那种“综合的倾向”，并且已经准备了一些关于社会学和科学问题的论文，他要力图从科学的数据推导出社会的事实，他要写一部心理学的著作。
他终于在一个没有任何前辈著作可资借鉴的领域内写出了一部在19世纪最为重要的心理学著作。他成了英国最受瞩目的人物之一。当他38岁的时候，他就草拟出惊人的“综合哲学”大纲，并用以后43年的生命来完成这项任务。
斯宾塞将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建立在进化论的基础上。在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发表之前七年就提出了社会进化的思想，认为进化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就已提出社会进化是直线的、不间断的，以后他意识到就社会整体而言进步是必然的，但在每一个特定社会里并不是必然的。他进而说明社会进步的多样性和多线性。
斯宾塞虽然比达尔文更早提出进化的思想，但仍然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并将生存竞争、自然选择的原则移植到社会理论之中。他认为，社会的进化过程同生物进化过程一样，也是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生物界生存竞争的原则在社会里也起着支配作用。人类有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优秀个人和低能个人之分。劣等的、低能的种族与个体应当在竞争中被淘汰。他还认为，进化是一种自然的过程，应遵循其自身的规律，而不应人为地干预。他既反对国家计划和社会福利，也反对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认为这些都是违反自然规律的。
斯宾塞的进化论对美国早期社会学家W.C.萨姆纳等人及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有很大影响。在当代文化人类学的结构分化理论和发展社会学的新进化论中仍可看到其影响。
斯宾塞的著作是一座巨大的利己主义纪念碑。他头脑绝对地不容纳任何别人的思想。作为哲学家，他惟独不喜欢柏拉图。他曾几次试图读柏拉图的《对话录》，但每次都是以更加恼怒的心情把它抛在一边。他甚至说，三流小说家的谈话也会比这更有意思。他还蔑视艺术。他把他的这种问题归咎于他长于分析的习惯，这种习惯使他易于“详细地研究缺点”，从而削弱了他对“美的鉴赏力……这也使我缺乏对文学——特别是诗歌的鉴赏力。”
在他35岁时，他开始受到严重的神经衰弱的侵扰，并且从此之后他再也未能恢复健康的状态。一年以后，他的身体状况变得更加糟糕，医生劝他不要单独居住，要与能够照顾他的人住在一起。就是在这种状况下，他开始准备《综合哲学》的第一部分草稿。大纲一经完成，他的朋友们就组织订阅。斯宾塞计划将他的这部著作分四次发表。已经有六百人订阅了这部著作。这位哲学家似乎确信，他将获得充足的收入以维持心灵的平静。
但是，当第一部分问世时，由于他那强烈的反宗教学说使许多订户撤消了预订，不再支持他了，斯宾塞不得不又一次地挪用他的那笔不很丰厚的遗产，以继续工作。最后，他的资金都用完了，他也濒于绝望的边缘。最后，在朋友的帮助下，他才得以继续维持下去。
斯宾塞的身体被疾病所摧残，而精神则被忧虑所缠绕。他像一个不得安宁的流浪汉，带着手稿一次次地迁移住所。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衰弱，在这样的条件下，他的工作进展十分缓慢。然而祸不单行，好像他面对的困难还不够，他的印刷商竟然也破产了。朋友们提议为他募捐以维持他的工作，但他却固执地拒绝了。他发表了一项声明，说明由于意想不到的困难，他的著作无法完成了。于是，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其中包括他在学术上的主要对手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以匿名的方式慷慨地捐赠了七千美金，用以支持他的著作出版。而朋友们则谎称这是一笔新的预订款。
斯宾塞顽强地坚持着。他经常服用大量吗啡，以口授的方式完成他的著作。而且他每次只能口授10分钟，一天口授的时间总共有五十分钟左右。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坚持了“40年的脑力劳动”，写作了他的不朽著作中的最有意义的篇章。《社会学原理》就是这一时期的杰作，它提出了一项通过发展工业和国际贸易来实现普遍和平的综合计划。
斯宾塞对国家持不信任态度。它“只应该被用来维护公民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他目睹了军事国家在普鲁士的兴起，他希望在他的社会中不出现这样的事情。国家力量的增长意味着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除了维护正义之外，国家做任何其他的事情都是违背正义的。”这个看法是19世纪自由贸易经济的思想表达。
斯宾塞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哲学，并获得了相当高的名望。而后，他度过了漫长的沉闷岁月，面对阵阵攻击的恶浪维护自己的学说。科学家们驳斥他的巨著中的一个又一个错误；宗教领袖们则攻击他对宗教的敌视态度；社会学家们反对他削弱国家权利的主张；大不列颠的帝国主义者谴责他的反战立场。他的追随者们也逐渐抛弃了他。他晚景凄凉，变得与早年一样忧郁孤独。他成为了一个老古董，年轻一代的笑柄一个没有祖国、没有信仰、没有上帝、没有朋友、老年昏聩、病魔缠身的人。他曾非常自负地声明：“我决不会陷入困境。”但是，当生命的落日黄昏来临之际，他不得不承认，他一生只是在系统地表述，却没有告诉人们什么。生活不能用物理化学的方程式来表达，他是一个无法破译的谜。
1903年一个平静的夜晚，斯宾塞在他的住所里孤独地死去，他与疾病做了一生的抗争，死对于他来说也许是一种解脱吧。他留给后人的主要著作有：《心理学原理》（1855）、《第一原理》（1862）、《生物学原理》（1864～1867）、《社会学研究》（1873）、《社会学原理》（1876～1898）、《伦理学原理》（1892～18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