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失窃的宝藏
西出玉门关，沿着断断续续的疏勒河前行，映人眼帘的是灰褐色的戈壁，以及稀稀拉拉的碱蒿子、骆驼刺和红柳。越过数百公里长廊般的罗布沙漠，广袤无垠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横亘在眼前。满目是黄色的沙粒与绛紫色的碱土，还夹杂着白物质。“塔克拉玛干”是维吾尔语，意即“进得去出不来”。这片长千余公里、宽约400公里的沙漠是世界上的几个大沙漠之一，面积32.4万平方公里，有9个台湾省大，是一块神秘莫测的地方。西方冒险家则称它为“死亡之海”。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群山环抱，四周的喀喇昆仑山、昆仑山、阿尔金山覆盖着积雪。夏日消融，雪水下注，汇合成一道道流人沙漠的小河。小河流经的地方，肥美的绿洲星罗棋布。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在这些绿洲之上建立了一系列的小国，形成了沟通东西方交通的丝绸之路。那时，以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由敦煌起又分北、中、南三路。北路经今天的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沿北山（今天山）南麓西行，越葱岭的北部西向，到大宛（原苏联费尔干纳盆地）、康居（原苏联撤马尔罕）、奄蔡（里海沿岸）诸国。中路经玉门关、楼兰，沿孔雀河到库车、喀什，在疏勒与南路汇合。南路沿南山（今昆仑山）北麓西行，经今天的于田、和田、叶城，至沙车，西逾葱岭到大月氏（今阿姆河中、上游）、安息（今伊朗）诸国，再往西行到大秦（罗马帝国，今地中海沿岸）。南中北三条干线之外，又有若干条支路。那时，丝绸之路上，商旅络绎，集市繁盛，河畔芦苇丛生，胡杨茂密。驮着丝帛、茶叶、陶器的驼队，载运珠宝、玉石和葡萄的马队不绝于道。由于运往西方的货物主要是丝和丝织品，德国人里希霍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首先把这条商路称为“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历经沧桑，时兴时衰。到明代，由于封建王朝关闭了通向西方的大门，丝绸之路终于被废弃。沿途的绿洲被流沙所吞没，河流退缩、日益干涸，兴盛一时的城廓市镇遭湮没，埋葬在沙丘中间，为人遗忘。
然而，多少年来，在丝绸之路的故道旁，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居民中，一直流传着关于埋藏在沙丘中的古代财宝的种种传说轶闻。1875年的一天，有一个牧羊人在罗布泊附近的盐碱沼泽地带从远处看见过一座被流沙湮没的城廓。城垣耸立在芦苇丛中，整个城市就隐藏在芦苇里边，四周环绕着泥塘，草丛中有毒虫和长虫。牧羊人没敢进去，因为所有进去过的人，大都死在里面。据说，废墟中的寺庙里摆满了光彩夺目的明珠、宝石、金银元宝，但谁也不敢从这儿拿走任何一件宝物。有一个卡尔迈克人，财迷心窍，禁受不住财宝的诱惑，偷了两个金元宝揣在怀里，没走多远，便感到疲倦乏力，躺下就睡着了。当他醒来时，发觉元宝不翼而飞。他转身回到庙里，打算再多拿几个。令人惊异的是，他偷走的两个元宝，仍放在原处。这个卡尔迈克人惊呆了，慌忙跪在神像前，磕头如捣蒜似的请求神灵宽恕。可能你以为这纯属无稽之谈，但对罗布泊人来说，这却是千真万确的。
19世纪末叶，沉睡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古代财宝，引起了西方冒险家的垂涎。一伙伙道貌岸然的强盗，披着学者的外衣，打着考察、探险、旅游的幌子，粉墨登场，丝绸之路在中国的地段（今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甘肃省西部）成为盗宝者恣意肆虐的乐园，演出了一幕幕争夺丝绸之路财宝的闹剧，也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盗宝之谜。
1895年5月初的一个晚上，夜空繁星密布，月色分外皎洁，在荒凉空寂、杳无人迹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离和田河不远的沙丘上，一个身材矮小、戴眼镜的年轻人匍伏在地，一寸寸地向前蠕动，行动异常缓慢，使人几乎觉察不出动弹。他便是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他的四个同伴只剩下卡西姆一人了。他们已断水5天了，无力再前进了。只得白天躺在挖开的沙子里，晚间向前爬行。昨天，他们意外地发现了人走过的脚印，离和田河不远了，但很快又发现，那是他们自己的脚印，他们绕着圈儿回到了原来的出发地。当日拂晓，当两人失望地躺在沙子里的时候，赫定发现卡西姆嘴唇发青，双颊深陷，眼神呆滞无光，很像濒临死亡的样子。可是，当太阳跃出沙丘时，他们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一道深绿色的线条，出现在地平线上。“树林！”赫定惊呼道：“和田河！水！”
傍晚，赫定和卡西姆爬到树林边，又过了几个小时，他们仍然没有看见河水。极度的疲乏和连续6天的失水，使他们完全垮下来了。天黑时分，赫定的体力稍有恢复，他单独一人爬过树林，终于爬到了河边。没料到梦寐以求的和田河整个干涸了。一阵可怕的睡眠的欲望蓦地袭上脑际，赫定意识到，如果在这个时候失去知觉的话，他很有可能就死在这里。赫定强打精神迫使自己沿着河床继续向前爬行。突然，响起了一阵水鸟拍打翅膀的声音，赫定的眼睛顿时一亮，一个清澈见底的小水池映人眼帘。赫定来不及感谢上帝，用小水缸把舀出来的水大口大口地往肚子里灌。他喝，喝，喝，不住口地喝，身体上的每个毛孔都像海绵似的吮吸着给他以生命的流质，衰竭的脉搏恢复了正常，于瘪的手指显得膨胀起来，像经过烘烤的皮肤恢复了湿润与弹性……赫定得救了，卡西姆也得救了。当赫定提着两只装满水的皮靴，在月光下找寻了一夜，终于在黎明时找到卡西姆时，卡西姆只剩下一口气了。这是赫定头一次深人神秘莫测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要不是这一池水，头一次几乎变成了最后的一次。赫定是在1895年2月17日他29岁的生日那天离开喀什，前往塔克拉玛干探宝的。和其他冒险者一样，赫定也听到不少关于埋藏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的城市里奇珍异宝唾手可得的传说。赫定被这些奇异的传说迷住了，深信这些传说有一定的真实性。他禁不住财宝的诱惑，不厌倦地注视着地平线边缘上连绵起伏的圆形沙丘，相信在那坟墓似的沉寂之中延伸着一块尚未发现的土地，有着前所未闻的宝藏，而他是第一个到那里去的人。可是，赫定的首次塔克拉玛干之行一无所获，一行5人中，有3人失踪，两个幸存者于6月21日回到喀什。赫定不但没有找到他所向往的古城，反而损兵折将，遭受了一次惨痛的失败。
挫折并没有动摇赫定的决心。他下定更大的决心要使自己成为揭开塔克拉玛干秘密的第一个欧洲人。1895年12月14日，赫定又一次从喀什出发了。这次他带着4个人，取道古丝绸之路，沿着沙漠西部边缘行程21天，走到和田。在这儿，赫定听说，可以从当地人的手中得到一些小件文物。每年夏季，当高山冰雪融化的时候，山洪往往把一些文物从黄土中冲刷出来，为当地人拾得？除金银外，他们把这些东西给孩子们玩。在和田以西的一个古老的村落（后来证明这是古都于田的遗址）里，赫定从村民中收买了手稿、钱币以及约500件小文物：这些并不显眼的文物为现今设在斯德哥尔摩的规模巨大的中亚文物收藏所奠定了基石。这些弥足珍贵的文物中有赤陶佛像、人和骆驼的小塑像，还有一个铜十字架。
赫定听说在沙漠中心的东北，有一个几乎完全埋藏在沙丘中间的古城。他由当地的向导陪同，冒着隆冬的严寒，在沙漠里走了10天，终于找到了城市的废墟。几根木柱或者几堵颓垣残壁矗立在沙丘之中，乍一看令人失望，但在一堵墙壁上却有儿个菩萨的画像，赫定大喜过望，那不是法显描绘过的佛教文化的遗址吗！
赫定并非考古学者，既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也没有科学发掘的工具设备，只能对遗址进行粗略的发掘。经过一番挖掘，他不仅发现了古代的建筑物，而且发现了花园和林荫道的遗迹。在几间房屋里挖出了几个8英寸高的石膏人像，背部现了许多幅壁画，画中的女人，披着轻盈的衣眼，黑发卷成一个结盘在头顶，眉毛细长，前额上点有一个吉祥痣，可能是摹仿印度教徒的风俗习惯，刻画之精美，称得上巧夺天工。赫定不是艺术史学家，但他观察那些壁画却具有高度的鉴赏能力，能清楚地辨认出这些文物受到了印度、希腊、波斯艺术的影响。
离开古城的废墟，赫定到达凯利亚河，听说附近有一座被当地人叫做喀拉同（意即黑山）的古城遗址。赫定在这里停留了两天，发现这里的建筑所使用的材料，壁画的风格，与前一个古城几乎没有两样。赫定沿着凯利亚河继续北进，越过塔克拉玛干，然后回到了和田，完成了他的第二次探险。这次探险所获甚丰，使赫定一夜之间成为誉满西方世界的探险家。
1899年9月，赫定在瑞典国王奥斯卡和百万富翁伊曼纽尔.诺贝尔的资助下，再度离开欧洲，前往喀什，准备第三次进入塔克拉玛于盗宝。9月5日，赫定及其同伴向叶尔羌河的莱里克出发。这里是赫定乘坐小船穿过塔克拉玛干去进行一次著名的冒险的起点。此行的目的是首先测绘叶尔羌河，然后测绘塔里木河，最后的目的地是罗布泊，这个湖泊多年来一直在移动位置，赫定决心揭开这个谜。
小船从莱里克出发以后三个月，在距离目的地大约140英里的地方，由于河水结冰，他们无法乘船继续前进了。赫定决定把船留在这里，直到次年春暖解冻为止。他利用这段时间，改走陆路，在这个地区寻宝。赫定一行冒着零下一二十度的严寒，在沙漠上艰难地跋涉了20天，到达丝绸之路南道的羌绿洲，然后又转向东北，朝着塔克拉玛干最东头的罗布沙漠进发，走了22天以后，他们突然发现几所干裂而高耸的古旧木屋坐落在高约八九英尺的沙丘之上，好像悬在空中一样，四处皆无着落，令人叹奇。经过一番搜索，仅发现了几枚中国古钱、几把铁斧和几个雕像。赫定把这些东西装在骆驼身上，送往塔里木河那里的远征队驻地。海定打算再一次南下进入西藏，最后到达拉萨。
一个偶然的发现使赫定获得了一次最丰盛的收获。他们离开木屋走了几小时以后，发现水不够喝，要在红柳丛中挖个水坑，这才发现同来的一个人疏忽大意，把唯一的一把铁锹丢在木屋旁了。赫定要他骑马回去找。当这个人带着铁锹回来时，中途遇上了沙暴，迷失了路途，偶然发现了几处未曾涉足的废墟，几件木雕露在沙子外面。赫定闻讯后又派了几个人和他一起回去，把这几件东西挖出来。当赫定看到这些木雕时，非常激动，爱不释手。他当即决定，尽快对这个遗址进行一次彻底的发掘。
次年，即1901年，在对西藏进行了一次毫不足道的探险之后，赫定把他的同伙拉回到罗布沙漠中的神秘遗址。一片城池的废墟拔地而起，一座佛塔高竖而古城呈正方形，城墙断断续续，用黏性很大的黄土筑成，城内的建筑物大都倒坍，木梁、檩子、椽子满目狼藉，陶片、毡片、古铜钱，随处可见。赫定悬赏奖励第一个找到“任何形式的人类书写文稿”的人。不久，就有一个人找到了刻印着印度文字的木片，接着，又有一个人找到了一张写着中国文字的纸片。此后，越来越多的写有中文的断简残片被发掘出来了，总共有36件。此外，还找到了120件木刻文件和一条毯子的碎片，碎片色泽犹新，织有卡形图案。众多的文物经专家鉴定，证实此地就是灭迹1000多年的楼兰古城遗址，展示了这个卫戍城市的完整的生活图画。这些出土文物记录了当时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对于逃税者的惩罚一直到小学生涂写的九乘九等于几的笔迹，都记录在木简与纸片上。
赫定这次在楼兰所盗走的历史文件，连同在塔克拉玛干所盗走的古代文物，价值是可观的。许多西方国家为他的成就悬灯结彩，英国女皇赐给他爵士的称号，剑桥和牛津大学授予他博士学位，英国皇家学会奖给他两枚金质奖章。这种强盗行径，至今犹为中国人民切齿痛恨。
当斯文.赫定在楼兰盗取大量文物满载而归的时候，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另一端，又一个冒险家马克.奥利尔.斯坦因，在丝绸之路的古道上开始了劫掠财宝的行径。
斯坦因出生于匈牙利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从孩提时代起，就对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无比神往。他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去探察查访希腊人进人中亚细亚所走过的路程。匈牙利人是匈奴族的后裔，这种信念也把他吸引到中亚细亚来。斯坦因在维也纳和莱比锡两所大学学习过东方语言，又在牛津大学和大英博物馆攻读过东方的考古学和语言学。与赫定不同，他是东方学专家，因此他劫掠古代文物，远比他的对手赫定要内行得多。
1900年5月，37岁的斯坦因开始对塔克拉玛干沙漠进行第一次探险。比赫定晚了5年。他那时已放弃了自己的匈牙利国籍，是一个无国籍者。5月31日，斯坦因率领的远征队离开印度的斯利那加，经过近两个月的艰难跋涉，越过喀喇昆仑山，到达中国的喀什。当塔克拉玛干的炎热开始消退的时候，斯坦因的远征队离开喀什前往丝绸之路古道上的和田绿洲。他吸取海定的教训，把盗掘古城遗址的时间定在冬季。
斯坦因一行到达叶尔羌后，沿着丝绸之路古道继续东行。他们所走的路，除了绿洲周围的肥田沃土外，绝大部分是寸草不生的沙漠。顶着灼热耀眼的太阳，他们在没脚的尘土里跋涉。其间，斯坦因多次离开丝绸之路古道，去察访从各种来源听到的那些遗址，可是无不失望而归。除了一些陶器的碎片外，昔日繁荣的村落市镇，经过几个世纪风沙的侵蚀，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斯坦因抵达和田后，用重金在当地居民中招募了一批“半职业性觅宝者”，作为他的帮手。一天，一个名叫杜狄的觅宝者拿出几幅带有印度婆罗门文字的壁画、几块用灰泥浮雕的碎片和一张年代久远、写着婆罗门文字的纸片给斯坦因鉴赏：这个杜狄，干这行已有30年了，多次发现过文物。他告诉斯坦因，这些东西是在和田东北部一个叫丹丹乌利克的地方发现的，到那里大约有9至10天的路程。斯坦因确信，那个去处必定是赫定发现木雕的地方。赫定在那里仅发掘了一天，便发现了佛教文化的遗址，要是由他，一个考古学家，进行一次认真而从容不迫的发掘，不知道会有多大的收获呢！
骆驼队丁丁当当行驶在一望无际的沙海上，沙漠里横着一道一道沙梁子，像一层一层海浪，浩浩荡荡。虽然已是冬天，但太阳火辣辣地照射，每到晚间，气温骤降，达零下10摄氏度左右。在一览无余的沙漠里艰难跋涉了11天之后，斯坦因一行终于抵达了目的地。不高的沙丘里稀疏零落地耸立着几所建筑物遗址，体积不大，年代却久远。用枝条和灰泥砌成的间壁已显露在外，墙垣都用木柱支在流沙上。长约3/4公里、宽约3/8公里的遗址死一般的沉寂，笼罩着阴森可怖的气氛，受人为破坏的痕迹触目皆是，俨然一座死城。
发掘遗址的进度尽管缓慢，但第一天就在几处小寺院遗址里发现许多佛教的壁画，拾得不少泥塑的小佛像、菩萨以及飞天像。次日，斯坦因转移阵地，对埋在沙底下2.5米深的一小群建筑物进行挖掘。在这里，同样找到了一些壁画，不过多数易碎，难以搬迁。与赫定一样，斯坦因最最渴望找到的是手写文稿。他以白银作为奖赏，鼓励第一个发现手稿的人。不到1小时，只听一声激动的欢呼声“卡特”（突厥语“文件”）。这份手稿是一张椭圆形的古老纸片，上面写着一种非印度语言的文字。此后，手稿不断有所发现，都是佛教的梵文经典。有些写于公元5至6世纪。斯坦因很快意识到，他们正在发掘的这群建筑物很可能是一座寺庙，其中有一个藏书库。
在一群显然是庙宇却充斥了沙子的建筑物里，斯坦因也有重要的发现。首先找到的是画在木板上的两幅画像，把其中较大的一幅画像上面的沙土小心地剥掉之后，上面所画的是人的形象，但头却画成戴着王冠的鼠头。画的显然是曾经拯救过和田的圣鼠之王。其次发掘出来的是两张写有婆罗门文字的碎纸片。斯坦因用冻僵了的手打开弄皱了的纸片，后来发现是公元8世纪官方和私人的契约。
发现的另一份文件是中文的，是一份要求归还一头驴于的请求书。请求书上写着精确的日期——大历十六年二月六日，即公元781年（公元781年为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79年为唐代宗大历十四年。疑当时不知道代宗继位更改年号之事。——注）。请求书上的地名，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读音，但指的是丹丹乌利克的原始名称。
圣诞节那天傍晚时分，斯坦因和他的雇工一起步行返回营帐。在一个沙丘脚下，他捡到一枚中国的古代钱币。斯坦因流连忘返，想多找到一些。当他在苍茫暮色中独自一人返回时，迷了路。在黑暗中迷路有在夜间冻死的危险。斯坦因趁着还能辨认自己的脚印，立即往回走。突然，在营帐东北有相当一段距离的地方，从沙子中间露出来几天前他所见到的古墙遗迹。凭着记忆，他转向右方，沿着他所知道的主要是由西北向东南延伸的沙丘顶峰线，向前移动，直到听见有人喊他的喊叫声为止。
次日，斯坦因开始挖掘昨晚曾经救过他命的那些废墟。在一座小店的遗址，找到一些手写文稿的碎片，还获得许多壁画和画着图的木板。在第二所建筑物底层，挖出了一个小窖，其中充满着用中文写的手稿。一部分手稿已腐朽不堪，其余的保存得很好。其中有两份借据，一份是借粮，另一份是借钱，两份写着相同的年代，相当于公元782年。
在同一座建筑物里，斯坦因还找到了三块画得十分精美的木板，其中的一块上面着一个人骑在一匹马上，另一个人跨着腿骑在双峰的骆驼背上。这匹马的骑手，年轻英俊的脸庞具有中印两国的混合特征，长长的黑发在头顶结成一个疏松的抓髻，踏在马镫上的脚穿着一双毡底高筒靴，很像当时中国新疆有钱人仍然穿着的那种靴，腰带上挂着一把几乎是笔直的刀，式样很像早年在波斯和其他伊斯兰教国家使用的那样，马具和服饰酷似公元8世纪土耳其斯坦流行的样式。
在丹丹乌利克发掘20天之后，斯坦因辞退了劳工，带着满载文物的骆驼队，越过沙漠，前往凯利亚河，意欲逆流而上，到凯利亚绿洲去，希冀获得邻近的其他废墟的情况。斯坦因在凯利亚绿洲停留了5天。在这里，斯坦因听说，在尼雅北面的沙漠中，有一个毁灭了的城市。当地一个老人说，大约10年前，他亲眼看见过这些半埋在沙丘中的古老废墟。
1901年1月18日，斯坦因出发前往尼雅。沿着结冰的尼雅河，向北走了5天，白雪覆盖的昆仑山巅远远地被抛在后面了。首先出现在斯坦因面前的是两所颓塌的房屋，看起来与丹丹乌利克那种幽灵似的建筑物无甚区别，但要比丹丹乌利克更古老一些。
第一天，斯坦因仅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就找到5块刻有文字的木简，随后在其他房屋里，发现了更多的木简，而且大部分都保存完好。这些木简大都是楔形的，长度7至15英寸，用线索成对地连在一起。还有一些木简，带着陶土的封印。这些东西可能是用早年印度的泼拉克力脱语言写的官方命令和信件。
其后几天，斯坦因雇用了邻近村落的村民，把注意力转移到他们到达这里时首先看到的两所颓塌了的房屋上。从这些房屋里，发掘出不少古代文物，包括一张雕刻精美的凳子、一只古代的捕鼠器、一个鞋楦、一根手杖、一张弓、一片地毯和许多家用器具。
接着，斯坦因把他的发掘工作转移到离他的营帐以北两英里的地方，那坦克至少有6座废弃的建筑物，分布在方圆几英里的地面上。在一座废墟的沙面上，斯坦因发现，散布着许多木简，上面雕刻的文字已经晒得脱了色。他决定在此地发掘，很快就找到一块上有中文的木片，原来这是一个垃圾堆，臭气冲天，尽是些破碎的陶器、稻草、皮革的碎片，也发现了一层又一层的木简，总共有200片。
2月23日，斯坦因的远征队越过沙漠朝着东边的安迪尔河进发。7天之后，他们越过结冰的安迪尔河，面前出现熟悉的景象，成排的木柱耸立在沙漠之中，显示着昔日的繁荣，巨大的土墙围绕着废弃的建筑群，墙的顶部矗立着用砖砌成的胸墙，显然是为了防卫而构筑的。在以后的7天里，斯坦因雇佣的村民进行了紧张的发掘。每天从清晨一直干到深夜；在一座佛教庙宇的遗址，斯坦因发掘出一尊与活人同样大小的灰泥塑像，塑像上的文字是古老的藏文，而那些写在黄纸上的文字是佛教的经文。
斯坦因的下一个目标是坐落在凯利亚河河口的喀拉同遗址。斯坦因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才到达这个湮没了的市镇。但是，连续挖掘了两天，几乎一无所获。
离开喀拉同，斯坦因来到位于和田以北沙漠中的拉瓦克。拉瓦克是大厦的意思。斯坦因的向导干脆把这个地方叫做“一所老房子”。但是，斯坦因一眼就看出这是一座巨塔，大部分埋没在约25英尺深的沙子里，其余部分露出地面。巨大的佛像头狼藉满地，惨不忍睹。斯坦因立即派人到最近的村子里雇佣帮工。在9天里，斯坦因的雇工们发掘出91尊巨大的佛陀与菩萨的塑像，还有许多较小的神像和一些小型的壁画：斯坦因感到万分遗憾的是，那些比活人还大的塑像，限于条件，无法撤走。他只好拍照，记录它们的位置，并把它们搬回原处，犹如一次真正的葬礼。
斯坦因在丝绸之路的第一次劫掠文物的活动，到此算是结束了。1901年4月，斯坦因带着他的驮戴着从丝绸之路上劫掠来的珍稀文物的骆驼队和马队，从拉瓦克出发回国。
斯坦因在丝绸之路上古城遗址的发现，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1902年在汉堡举行的东方学学者第13届国际会议上特地通过一项决议，祝贺斯坦因所取得的令人惊异的伟大发现。迄今为止，西方的考古学者几乎把全部精力集注于古代埃及、希腊罗马和见之于圣经的那些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很少有人把目光投向遥远的东方，更没有想到在亚洲的腹地竟会有如此丰富、如此卓越的文化宝藏。
斯坦因的成功，使他从印度政府获得第二次远征的经费，也引起了巴黎、东京、纽约、柏林和圣彼得堡冒险家的兴趣。他们迫切要求政府派远征队到中国去，因为那里有着他们须臾不可离弃的刺激。
1902年，德国和日本的文物强盗相继登场，投身于争夺丝绸之路财宝的激战。于是，一场劫掠中国文物的国际争夺战开始了。这场争夺战持续了25年，卷入的有英、法、美、俄、德、日等7个国家。这种劫掠异国文物的远征，有时激化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在争夺对某个遗址的挖掘权时，德国人与俄国人各不相让，几乎动武，后者威胁要用武力把前者驱逐出去。
德国的一些考古学者早就注视着丝绸之路的古道，猜测该地段可能是希腊古典艺术与亚洲佛教艺术的一个交汇点。不过，他们过分畏惧，在那会遇到的危险，不敢贸然前往。直到听说赫定平安归来、斯坦因弄到大量文物，才决定远征中国的西北地区，参加劫掠丝绸之路财宝的国际战争。这样，在柏林的人类文化学博物馆里出现了斯坦因的第一批强大的竞争对手。以文伯特.戈伦维德尔教授为首的德国远征队从柏林出发，前往中国。
德国人的第一次远征，是由军火大王弗特里.克虏伯资助的，选定的目标是丝绸之路北道上的吐鲁番。德国人把这次远征看做是一场赌博。因此，他们选择的遗址，比丝绸之路南道上的那些遥远的遗址，要容易接近得多，而且较少受到破坏与劫掠。5年前，一个名叫克莱门茨的俄国学者曾到过那里，带回许多珍稀文物。据他说，在那个地方他至少看到，在130座石窟里有保存良好的壁画。
吐鲁番犹如沧海中的绿岛，坐落在天然凹地之中，它的边缘不是为海水而是为沙漠所包围，不毛的沙漠与肥沃的田地之间的分界，像海岸与海洋一样分明。它的北面屹立着冰雪覆盖的博格达山，人们从山上引进融化的雪水，经由深深的坎儿井，输送到田间，哺育着当地的居民。近几个世纪以来，有一些绿洲荒废湮没了，沙土里埋着不少文物。
德国人的第一次远征，基本上是勘察性的，在往返的路程上用了7个多月的时间，而用在探索与挖掘上的时间还不到5个月，但劫掠的文物仍装满了46箱，包括壁画、雕塑、手稿。第一次远征的收获在德国引起了轰动，甚至引起了德皇威廉二世的注目。为此特别组织了一个委员会，筹措了一笔巨额经费，由克虏伯和威廉二世捐助，准备进行一次规模更大、时间更长的远征。由于戈伦维德尔教授健康状况欠佳，委员会选择艾伯特.范莱考克临时接替他的职务。
范莱考克的远征队包括他自己与西奥多.巴塔思，取道俄国，前往乌鲁木齐，最后到达吐鲁番。范莱考克的第一个目标是吐鲁番以东沙漠中的喀喇和卓，这里有一座古城废墟。戈伦维德尔曾经到达过这里，发现过许多壁画。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范莱考克和巴塔思来到古城的中心去看一幅刚刚发现的壁画。这幅壁画画的是摩尼教创始人摩尼，头上围绕着光环，四周有男女教徒陪伴。摩尼是3世纪时的波斯人，约在25岁或30岁时，融合袄袄教、基督教、佛教的教义，形成新宗教信仰，以光明与黑暗象征善与恶，宣传光明王国与黑暗王国的对立，宣传善人死后可获幸福、恶人则须下地狱，自信力最后的先知。他被波斯王杀害，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神秘人物的画像以往从未发现过，弥足珍贵。
范莱考克和巴塔思带着一批雇工，拼命地发掘，从日出，有时提前到凌晨，一直干到日落。当雇工们领取当日的工资时，他们还得忙着记录与包装这天的收获。使人窒息的尘土飞扬，每天晚上从支气管中往往咳出许多黏硬的黄尘，加上未曾遇到过的酷热、极其单调的饭食……尽管如此，德国人在喀喇和卓所获甚丰，盗取了许多珍贵的文物。他们在这里的惊人发现是一座小型的景教教堂，其中有一幅塑画的残余，描绘的可能是复活节前的星期日祈祷仪式，参加的有一个僧侣与一些手持树枝杖者。但是，他们在喀喇和卓所劫掠的大部分是钱币、丝绸及其他织品的碎片，以及许多经书的碎片。
柏孜克里克石窟创建于南北朝（公元420-589年）末期，迄于元代（公元1271-1368年），是位于吐鲁番城东北约50公里处的著名石窟。其中大部分石窟采取开凿石崖与土坯砌建并用的建筑形式，可谓匠心独具。当范莱考克与巴塔思来到这个遥远的荒漠地区时，虽已走到寺庙的跟前，却难以发现它的所在，一系列从岩石中开凿出来的佛堂构成一块狭长的台地，高耸在悬崖峭壁的正面。两个德国人爬上一条通往峭壁绝顶的盘旋小道，再沿着峭壁前进，一直走到陡峭的梯道，然后顺着梯道下去，才到达约30英尺以下的佛堂。只有从一个地方才可以看见这群蜂房似的石窟，但在那个地方却筑了一道墙，挡住了过往行人的视线。
范莱考克和巴塔思把他们的宿营地设立在石窟南端的一座旧庙里，庙里的壁画被烟火熏坏了。范莱考克决定先从阶梯北端的那些石窟下手，它们并没有被流沙埋没。范莱考克沿着紧靠墙壁的沙堆摇摇晃晃地往上爬，沙土不时从他后边滚落下来，蓦然他看见左右两边的壁画，壁画是用各种颜色描绘的，光彩夺目。两个德国人仔细地观察壁画后，郑重其事地握手称庆。范莱考克后来说，“既然我们得到这些壁画，我们的胜利就有保证了。”清除沙土之后，德国人在人口的两旁发现每边各有三幅比真人还高的壁画，画的是印度僧侣，身穿黄袍，还画着身穿紫袍的人，显然来自东亚。这些人像，惟妙惟肖，几可乱真。沿着走廊继续向前挖掘，在沙土底下又发现15尊巨大的佛像。
范莱考克大喜过望，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佛堂里的每一幅壁画都割切下来，运到柏林去。德国人先用极其锐利的刀子沿着壁画的四周剖开，刀子一直穿到壁画的深处，然后在画的旁边岩石上挖出一个足以使狐尾锯插入的窟窿。当表层摇摇欲坠时，就叫雇来的人把铺着毛毡的木板贴在将要切下的壁画上。被锯开的壁画连同木板从墙上移开，最后平放在木板上。在板上，先铺上一层于草，再铺上一层毛毡。最后再铺上棉絮，另外用一层棉絮铺画的背，大的壁画要先锯成数片，锯的时候尽量绕开有价值的地方。
今天当你有幸浏览柏孜克里克石窟时，依稀可以看到当年范莱考克和巴塔思劫掠壁画时所留下的刀痕及空白处，它们都无声地控诉着帝国主义强盗的卑劣行径。
德国文物强盗在另一处佛教庙宇遗址也进行了发掘，不仅发现了刺绣品，而且找到了更多的壁画。紧接着，德国远征队转移到吐峪沟，从村子沿河向上走，坍毁的庙宇几乎随处可见。在一座石窟庙堂，范莱考克发现了一间密室，藏有许多宗教经典。德国人足足装了两麻包。
这伙由德皇资助的强盗在敦煌劫掠了多少文物？据粗略统计，第一次远征盗得文物46箱。第二次远征劫掠文物100余箱：第三次远征所获得的文物总共达128箱，仅编目、公布、陈列这批文物，就用去了6年的时间。
斯坦因的第二次远征始于1906年夏季，时间预定为2年又7个月，主要目标是赫定发现的楼兰遗址。这次劫掠文物的活动，由英国博物馆与印度政府资助，盗取的文物由两家按出资的比例分配。
顶着烈日酷暑，斯坦因沿着丝绸之路的南道，开始踏上漫长的旅程。沿途发掘了卡达里克、独木窟、拉瓦克、尼雅、米兰等5处遗迹之后，满载文物的运输队穿越罗布沙漠，前往楼兰。旅程崎岖难行，一天只能走14里路。走到第11天，还是不见楼兰遗址。别说运输队，就是斯坦因的助手，也渐渐泄气了。为了鼓劲，斯坦因悬赏奖励第一个看见楼兰遗址的人。于是，运输队加快步伐，不知又经过多少时间，一个爬上沙丘的驼夫指着东方地平线上的一个小小的斑点发出一阵欢呼声。斯坦因从望远镜里看出，那是一座废弃的印度塔。他们终于到达了楼兰遗址。到处是死亡、荒凉，令人难以置信，这里曾经“邑有城廓”。
斯坦因和他的雇工，冒着凛冽刺骨的寒风，在被沙子埋没的废墟中，挖掘了12天。发掘是从一座倒塌的残败不堪的房屋开始的，还发掘了一座衙门的遗址和一个包罗万象的古代垃圾堆。发现是惊人的，除了发现大量的中国官方文件和其他有文字的纸张外，还发现了为数不多的怯卢文字书写的木简、纸片，斯坦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晴，居然找到古代印度西北部通用的文字，这种文字在公元4-5世纪为婆罗米文字取代。所发现的有年代的文书，大部分是公263-270年之间的东西，最晚的一件是公元330年。从发现的大量文物看，楼兰是一座颇具规模的卫戍城镇，为的是警卫中国的西陲，保卫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匈奴曾切断了楼兰与遥远的京城之间的所有交通联系，但楼兰并没有立即消亡，在军队的把守下支撑了若干岁月。有一份文书是公元330年写的，就写作晋元帝建武十四年，其实建武这个年号晋元帝仅用了两年。
这时，储存的冰块行将耗竭，又到了斯坦因转移的时候了。经过7天艰苦的跋涉，从冰封的塔里木河里补充到水源，最后回到若羌和磨朗。途中，斯坦因在米兰一座废弃的庙宇内发现了一系列壁画，有的带有鲜明的西方色彩，其中的一块护壁板上面着长有翅膀的安琪儿。斯坦因惊异得不知所措，西方的安琪儿怎么会出现在亚洲大地的心脏、荒凉寂寞的罗布泊边缘呢？在有的画上，签着台塔斯这样的名字，与公元79-81年间在位的罗马皇帝同名。斯坦因剥光了那些最优美的壁画，把它们连同以前所挖掘到的文物，包装在一起，用骆驼驮到喀什，然后运回英国。
1907年2月21日，斯坦因再次穿越冰冻的罗布沙漠，朝着东北方向的敦煌进发。
敦煌这个地方，远在两千多年前一本地理书《禹贡》上就有记载，不过那时不叫敦煌。汉武帝驱逐匈奴，经营河西，置敦煌郡，自此敦煌成为汉朝建置的河西四郡之一，成为中国通向西方的门户。凡是跋涉丝绸之路的行旅，都把敦煌作为在中国的最后一个停留站。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北道与南道的会合点，对所有经由陆路出人中国的旅客来说，这里是必经之路。
在敦煌县城东南20公里处，有一块小小的绿洲。在一道陡峭的灰色崖壁上，从南到北，密密层层，像土蜂窝一样地排列着480多个大大小小的石窟。石窟里，四壁大幅的佛经图像，和窟顶的藻井彩绘，五彩缤纷。莫高窟始建于公元290年，续建于366年，到唐代，已拥有1000多个石窟，故又称千佛洞。莫高窟历经1500多年的沧桑，不断遭受自然力与人为的破坏，但基本上保持着原状。不过，由于它地处沙漠的心脏，外人很少知道这里有莫高窟这样一个巨大的艺术宝库。本世纪初叶以前，很多西方旅行家认为它连看都不值得一看。
1907年3月12日清晨，斯坦因迎着刺骨的寒风，进入莫高窟。这次是初步勘察，但这些石窟壁画艺术价值之丰富，已使斯坦因惊心动魄了。尽管损坏之状触目皆是，但大部分保存完好。
5月中旬，斯坦因再探莫高窟，正遇上每年旧历四月初八日纪念佛诞的香会，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蜂拥到莫高窟烧香拜佛。斯坦因见状，不敢有所举动，以为“这里虽有丰富的机会，不少的遗物，可以为研究佛教艺术之用，然而开始还是以限于考古学方面的活动为妙，如此庶几不致激起民众的愤怒，酿成实际的危险。”
当斯坦因5月21日三探莫高窟时，香会已经散了。他扎下帐篷，准备长期留下来。那时，他已萌生劫掠敦煌古文物之念。初到敦煌，他就从一个土耳其商人那里听到传闻，说是几年前偶然之间在一座石窟寺里发现了秘密收藏在那里的许多古代写本。据说那些秘藏归一位道士保管。但这个名叫王圆篆的道士凑巧出门化缘去了，私藏锁在石室里。只有一个小和尚住在那里。从他的口中，斯坦因得知，石室秘藏是王道士等人在清除莫高窟北端七佛殿下第16号石窟甬道中的积沙时发现的。这个石窟是在崖壁的最底层，世世代代从山顶流泻下来的黄沙，已经把这个洞窟约7米长的甬道壅塞了：当这些流沙清除出去以后，两壁露出宋代壁画。忽进发巨响，甬道北壁中裂一缝。王道士用旱烟管在裂缝的壁上敲打了几下，墙壁发出咚咚咚的回音，像是空的。打开这面墙壁，出现一扇紧闭的小门。推开小门，是一个高约1.6米、宽约2.7米、略带长方形的密室，室内堆满了数不清的文书、经卷、绣画、法器等。王道土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他不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以为是神的赐予，便取出几卷送给县令汪宗翰。甘学台叶昌炽通过汪宗翰，也得到不少私藏。他向藩台衙门建议，把这批文物运到省城保存起来，估计运费要五六千两银子。结果，他的建议没有采纳，只是得到一纸命令，叫他照旧封闭起来。从此就没人去过问了。
小和尚还把王道士借给他人的一卷手稿给斯坦因看过。那是一卷手写的中文佛经，高约0.3米，长约13.5米，无年代，但就纸张与字体看来，很了不起。这卷手稿刺激了斯坦因的贪欲，他急于窥探石室里的全部秘藏。无奈王道士仍未归来，只好暂时离开莫高窟，到附近的长城残迹去参观。
等到5月底，斯坦因重到莫高窟时，王道土已经在家里等候了。斯坦因对王圆篆的最初印象是：“他看来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极其狡猾机警：他不知道他所保管的是什么，他对于有关神同人的事充满了畏惧，因此一见面就知道这个人不易捉摸。”斯坦因对王道土只字不提石室秘藏，佯称来敦煌只是调查寺院庙宇和拍摄壁画照片。从此，斯坦因开始了“长时间奋斗”。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名叫蒋孝琬的中国译员，起了无人替代的作用。
正当斯坦因在王道士发现经卷文书的石窟旁的小神龛拍照时，他发现那间密室的门已经用砖块堵住了。同时，斯坦因听说，甘肃藩台衙门已经下令，将把整个书库迁往兰州。这使斯坦因大为失望，这样一来，连看一看的可能都没有了，更不要说搞到一些了。
斯坦因急忙打发蒋孝琬去找王道士探个究竟。过了很长一会儿，蒋才回来，并带来了多少令人放心的消息，原来王道士之所以封闭石室入口，只是为了不让好奇的善男信女们随便进人。至于藏书搬迁之事，也已作罢，决定留在原处保存，由王道土看管。
斯坦因如释重负，与蒋孝琬策划，采用双管齐下的策略，攻陷王道士把守的难关。他们认为，银子虽然有很大的诱惑力，尚不足以消除道士对神和人的畏惧，还要施以另一件法宝——玄奘。斯坦因发现王道士对唐僧充满了敬意，便从这个薄弱环节向他进攻。斯坦因装出一副十分崇奉玄奘的模样，还说他是怎样循着唐僧当年的足迹，从印度跋涉万里，经历艰险，来到莫高窟。果然，经斯坦因一提，王道士的眼睛蓦地发光了，两人很快有了共同的语言。王道士把这个说着半通不通的中国话的洋人看成传说中的一位神仙。这个矮小的道士当即带着骄傲的神情，领着斯坦因到外边一处新近构筑的走廊，走廊两边画着西游记的传说。其中有一幅，画的是玄奘站在河边，满载经卷的白龙马站在身旁，一头巨龟向他游来，显然是想帮助他把经卷运过河。斯坦因想借题发挥，使王从这个故事里得到启发，从石室里拿出几部佛教经卷，带回佛教的老家印度去。但他又觉得时机尚未成熟，只把蒋留在王那里，希望他能说服他的同胞：然而，斯坦因的如意算盘又一次落空了。王道士仍然犹豫不决，只是答应以后再说。
当天深夜，事情突然有了转机。蒋孝琬悄悄地来到斯坦因的帐篷，激动地从衣服底下取出几卷手写经文。斯坦因一眼看出，这些经卷的年代十分久远。接着，蒋又溜回王道士的住处，全神贯注地翻阅这些手写经卷，直到天亮。从题署看，这些佛经经卷是玄奘本人从印度带回的经典中翻译过来的。蒋连忙把这一发现告诉王，并使他相信这是唯一正确的解释；也就是说，玄奘在天之灵选择这个神圣的时刻，把这些神圣的经卷显示给斯坦因看，为的是让这位从遥远的印度来的信徒和追随者，把它们送回原处去。无须蒋孝琬再强调，王道士慷慨地允许他进人秘室。拆除堵门的砖墙，借着油灯的一丝毫光，斯坦因的眼前豁然开朗，文书经卷紧紧地一层层地乱堆在地上，所占的空间，据后来的测量，约有14立方米。
王道士将经卷一捆又一捆地抱出来，允许斯坦因与蒋孝琬到佛堂细细展观，还用帘幕遮起来以防外人窥见。斯坦因仔细检查堆积如山的经卷和写本，没有发现一丝损坏。除了用汉文、梵文、藏文、突厥文、维吾尔文以及陌生的文字书写的手稿外，还有用画布作包裹的一个大包袱，打开一看，全是古画，颜色调和，鲜艳如新。但大多数已经被经卷压缩成一叠，难以分开。斯坦因与蒋孝琬日复一日地把经过挑选的手稿与绘画搬进斯坦因的帐篷里，经过他们开导与劝谕以后，王道士再也不反对了。不久，斯坦因暗中观察到王对这些文物“竟看得很不算什么”，他甚至很为“惊异”。以后，王甚至同意，允许将某种类型的手稿，打上标记转让给大不列颠的一所专门研究佛教经典的寺院，借以换取一笔相当可观的功德钱。斯坦因则一再无耻地表示自己对玄奘的真诚信奉，以免王道士反悔。就这样，越来越多的文物到了斯坦因的手里，其中包括以前拒不拿出的汉文佛经。仅这一次，斯坦因就骗得装满24只箱子的写本，另外还有5只箱子装满了美术品。
1914年，斯坦因率领探险队重到敦煌行骗。这次，斯坦因以500两银子的布施，从王道士手中骗得570余卷佛经，装满5大箱。据统计，斯坦因两次盗购图书、经卷、写本有650余卷。16年后，斯坦因还想来敦煌盗劫余宝，由于中国学术界的一致反对，才没有敢再来。
继斯坦因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法国的伯希和与努奈特，而后是以古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为首的日本探险队，第4个盗劫敦煌文物的是美国人华尔纳。伯希和盗购了文书经卷6千余卷，还有不少画卷；吉川小一郎从王道士那里骗得100多卷写经、两尊塑像；橘瑞超也得到360卷写经；华尔纳运用特殊的技术，剥离唐代壁画26方，还搬走了几尊最精美的唐代塑像。
西方冒险家在丝绸之路古道为所欲为、巧取豪夺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从赫定、斯坦因、范莱考克，到伯希和、吉川小一郎、橘瑞超、华尔纳等各国盗宝者却留下了一个又一个谜。其中最大的一个谜是，那些被他们劫掠的古代文物、稀世珍宝，现今在何处？
丝绸之路上的古代财宝分布在12个国家的博物馆和文化机构里。最多的是在伦敦、柏林和德里。然而，很少有人看见过从丝绸之路盗取的壁画、塑像、手稿和其他古物。斯坦因盗取的大部分文物，深藏在大英博物馆地下室的箱子里。人们不能不感到，这些盗宝者在中国把文物发掘出来，只是为了把它们重新埋人地下。范莱考克窃取的丝绸之路财宝，有相当一部分毁于战火。德方估计，约有60%免于破坏，幸存的部分陈列在西柏林的艺术博物馆。普遍认为，范莱考克在中国劫掠的所有珍宝，在盟军轰炸柏林时已全部被毁。日本远征队把所掠夺的古代文物运到京都大谷伯爵的别墅之后，即使是日本的学者也不知其下落。其中一部分的去向，至今仍是一个谜。来自敦煌秘室的经卷和写本，大部分一直深藏在大英博物馆里，现已移交给英国图书馆。除了著名的金刚经之外，其余都不对公众公开展览。
这便是那些被盗宝者从丝绸之路劫走的无价之宝的命运。依照国际公认的原则，那些被盗走的艺术瑰宝是中国人民的合法财产，理应归还给合法的主人。中国人民何时才能收回丝绸之路上被盗走的财宝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