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水城中的考古迷茫
1907年3月17日，当英国人斯坦因急不可待地从新疆古道赶往敦煌，从而成为亲眼目睹王道士发现的敦煌秘宝的第一个欧洲人时，俄国人科兹洛夫受沙俄皇家地理学会委派已结束对中国西藏、新疆等地的3次考察，正准备开始他的第4次远征：他得到了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太子阿列克塞“两次”光荣的召见：临行时，他接受了沙皇赐给的3万卢布以及步枪、左轮手枪和子弹。他们对他的这次远足慰勉有加，使多年后科兹列夫回忆起当时情景还十分激动与神往……
俄国学者并不否认当年列强从事此类探险“是在欧美和日本对中国施加政治、经济压力的背景下进行的，探险所得当地地形测量及情况报告，亦可能被用于军事目的，清朝政府对此无疑是作出了一定让步：”只是他们认为，在事过将近百年的今天，对保存和研究中国文化来说，探险所获知是“最宝贵的贡献”。
现在看来，在当时众多的外国探险家中，俄国人的鼻子最灵敏。有资料表明，在敦煌，当斯坦因用牛车把经卷抢回伦敦之前，俄国人奥勃鲁切夫早已捷足先登，他用6包日用品骗换了两大包敦煌千佛洞的手抄本，比斯坦因整整早了两年；而对黑水城，最早知道的又是一个名叫波塔宁的俄国人，他甚至在王道士发现藏经洞之前，就从当地蒙古人的著作中知道了黑水城遗址，知道在那儿“拨开沙土，可以找到银质的东西。”据科兹洛夫回忆，他并非第一个觊觎黑水城的外国人，在他之前已有人多次跋涉前往，只是都未如愿以偿。因为当地蒙古族人不仅没有告诉他们这座故城的所在，而且把他们引向了与黑水域完全相反的方向。
1908年3月，科兹洛夫一行抵达蒙古巴登札萨克王爷驻锡地，即将进入荒漠。这一次，科兹洛夫吸取了前人的教训，努力与当地老百姓，特别是与代表清政府管辖这一地区的王爷搞好关系，对巴登札萨克王爷和土尔扈特达希贝勒等盛情宴请，代为请封，并赠送了左轮手枪、步枪、留声机等礼品，终于攻破了曾经守护了多年的防线，得到了王爷所遣的向导指引，第一次到了朝思暮想的黑水城。
他们在黑水城逗留了13天（1908年4月1日—4月13日），“挖呀，刨呀，打碎呀，折断呀，都干了。”然而，“探查和发掘基本上未按考古学要求进行”，“对发掘品未作严格记录”。最后，他们将所获的佛像、法器、书籍、簿册、钱币、首饰等装了10个俄担箱，共重约160公斤，通过蒙古邮驿，经库伦（今乌兰巴托）运往彼得堡。
客观地讲，科兹洛夫的首次盗掘所获并不算丰富，对他个人来说，更重要的是找到了黑水城遗址，虽然当时他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也许他是失望而去的。首次盗掘物运低彼得堡后，俄国地理学会很快就作出了鉴定反馈，因为其中有以西夏文这种早已消失、无人能识的死文字刊行或抄写的书籍和簿册，引起了敏锐的俄国汉学家鄂登堡、伊凡阁等人的惊讶和重视。1908年12月，科兹洛夫收到了沙俄皇家地理学会要求他放弃前往四川的计划，立即重返黑水城，“不惜人力、物力和时间从事进一步发掘”的命令。
1909年5月底，科兹洛夫一行再抵黑水城，在与考察队保持着“愉快的关系”的土尔扈特贝勒的帮助下，雇用当地民工。由俄人指挥，在城内城外各处重新踏勘发掘。
起初并没有惊人的发现，科兹洛夫本人则不仅“未正规参加发掘”，“甚至连很有意义的发现物也不曾登记在城市平面图上”。如果体会他5月27日日记中的话“时间是五点钟，已感到天地炎热，不禁想到在凄凉、死寂的黑水城我们将如何工作”可以感到他对这次重返发掘并非一开始就充满信心。
然而，奇迹出现了。6月12日，他们打开了西城外一座高约10米，底层面积约12平方米的“著名佛塔”，呈现在眼前的竟是层层叠叠的多达2万4千卷古代藏书和大批簿册、经卷、佛画、塑像等等，无怪乎后来俄国人声称简直找到了一个中世纪的图书馆、博物馆！他们在因此次发掘后名闻遐迩的佛塔内整整工作了9天（1909年6月12日—6月20日），取出文献和艺术品运往营地，粗粗分类打包后，以四十峰骆驼装载数千卷举世罕见的文献与五百多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踏上了西去的归途：极具讽刺意义的是持“友好态度”的土尔扈特贝勒带着自己的儿子及全体属官，骑着高头大马来为他们送行！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这2万多卷中国中古时期的珍藏，是继殷墟甲骨、敦煌文书之后，又一次国学资料的重大发现。如果说15万片甲骨卜辞的发现，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信史提前到了3000多年前殷商时代，敦煌数万卷遗书重现了从西晋到宋初传抄时代卷轴装书籍多姿多彩的风貌，那么黑水城出土文献则在时间上延续了敦煌文献，展示了辽、宋、夏、金、元，特别是西夏时期的文化资源。它们中绝大部分是西夏文文献，内容包括语言文字、历史、法律、社会文学、古籍译文以及佛教经典等；其余则为汉文文献，有直接从宋、金传人西夏的书籍，有西夏刻印抄写的书籍，还有不少宋、西夏、元时期关于官府、军队、百姓的档案、文书；此外还有一些藏文、回鹘文、波斯文等其他民族的文字资料。黑水城出土文献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然而从它们再现于世的第一天，便沦为外国探险家的囊中之物。
1909年秋天，科兹洛夫盗掠的黑水城珍宝运抵彼得堡。如今，全部文献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相关艺术品财藏于国家埃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
楼兰，位于新疆罗布泊附近，曾经是西域丝路明珠和著名绿洲，佛教文化鼎盛之邦。后来，由于环境和时势变迁，它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并最终淹没于自然和岁月的风尘之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探险家们的到来，它静谧的时空被打乱，神秘的面纱被撩开，但同时也揭开了它被污辱的历史。
中国史籍中最早关于楼兰王国的具体记载，见于《史记.大宛列传》。根据记载，我们知道楼兰是一个西域小国，建国于盐泽边上，有城郭，然而“兵弱易击”。这里的“盐泽”，指的是罗布泊。到汉代史学家班固撰写《汉书》时，楼兰王国有1570户人家，共14100口人，国都名“抒泥”。《汉书》进一步介绍了楼兰的生态环境：“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国出玉，多葭苇（芦苇）、柽柳（红柳）、胡桐（胡杨）、白草（芨芨）。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骆驼。能作兵，与蜡羌同。”
汉昭帝时，楼兰改国名为鄯善，并请求朝廷驻军伊循。昭帝便在伊循城置都尉，行屯田。从此楼兰便成为中央政府控制西域的战略支点。东汉时，楼兰在丝绸之路依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东汉政府在楼兰大规模屯田，开发楼兰。此后直至魏晋累几百年之久，楼兰一直是内地通往西域的重要交通枢纽，再后来，楼兰便很少见于史载，逐渐地神秘失踪了。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在位于亚洲中部、一向寂寞荒凉、杳无人迹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不时地闪现出西方冒险家的匆匆身影。使得这片广袤数万里，一直湮没无闻的区域，一时间为世人所瞩目：沉寂在沙海之中千百年前的古代绿洲遗址，逐渐被这些探险者所发现，一队队行色匆匆的驼队，开始打破了沉寂千年的大漠，叮当作响，铃声不断地划过空旷的天幕。
1895-1896年，瑞典人斯文.赫定沿克里雅河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到达罗布泊地区，沿途进行了艰苦然而极富收获的地质学、生物学和古代文物遗迹的考察，初步摸清了塔克拉玛干沙漠中重要古代遗址的大致情况。
1899年9月，斯文‘赫定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塔克拉玛干之行，这次中亚探险得到了瑞典国王奥斯卡和百万富翁伊曼纽尔.诺贝尔的资助。
斯文.赫定在空寂而清冷的蜡羌县稍作停留，便继续向塔克拉玛干东端的罗布泊沙漠前进。1900年2月29日，一个戏剐性的情节，导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古代城址的发现。赫定一行抵达罗布泊北岸后，来到一处看来可打出淡水的地方，决定掘井取水时，发现惟一的铁铲丢失了。随同的一名向导被派回原路去寻找。此时幕色迫近，饥肠辘辘的向导寻得铁铲后连夜返回，不料路上狂风大作，漫天的风沙使他无法前行，沙暴过后，在他眼前突然出现了高大的泥塔和层叠不断的房屋，一座古城奇迹般地显露出它的面容。向导将这一发现做了报告，斯文.赫定立刻来到这里，当他亲手从遗址中找出了几件精美的木雕时，他异常兴奋，断定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古城遗址。赫定后来回忆说：“铲子是何等幸运，不然我决不会回到那古城，实现这好像有定数似的重要发现，使亚洲中部的古代史得到不曾预料的新光明！”
1901年3月，斯文.赫定对这座古城进行了发掘，他迫不及待地发出了悬赏，若是有人能最先找到任何形式的人类文字，便重重有赏。发掘现场不断有小块毛毡、红布、棕色发辫、钱币、陶片等出土。随着发掘的不断展开，终于有大批的汉文、怯卢文木简、纸文书和一些粟特文书以及精美绝伦的丝、毛织品，别具风格的木雕饰件出土。古城遗址面积很大，比斯文.赫定以前到过的各个古城都更丰富，建有官署、寺庙、僧舍、了望塔、马棚和街币，在城外，与之相关联的遗址还相当多。最具兴味的是，在古城附近，还能清楚地看到一条东西向的官道，那显然就是张骞、班超路经的古丝绸之路。也许是建筑基址起了一个固沙作用，附近的土地都已被千年朔风切割得远低于地面达数米，仅有这个楼兰古城，仿佛建筑在一块雅丹的顶部。
整整一个星期，斯文.赫定除了进行发掘外，还调查了古城的寺院遗址和居住遗址；他发现古城出土的怯卢文简牍上次出现"KRORAINA”一词，根据在遗址内发现的汉文简牍将此城称为楼兰，因而推定楼兰是"KRORAINA”的译音。
3月10日，斯文.赫定心满意足地带领满载包裹的驼队离开了古城。
斯文.赫定后来在他的学术报告《1899-1902年中亚科学考察成果》第二卷《罗布淖尔》中，曾这样抒写自己在罗布泊的感受：“这里的景物一片死寂，就像来到了月球。看不到一枚落叶，看不到一只动物的足迹，仿佛人类从未涉足于此。”
在新疆探险史上，名声、影响、地位与斯文.赫定大致相称的是英籍匈牙利人奥利尔.斯坦因。
1900年开始赴西域探险时，斯坦因正在印度旁遮普邦任学监。19世纪末正是地球大发现的余波——从事中亚探险的准备阶段，久在与新疆相邻的印度任职，使斯坦因在起步前就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上。
当斯坦因手不释卷地拜读了斯文.赫定几年前探索西域，并获得重要成果后出版的《穿越亚洲》后，立即产生了步斯文.赫定后尘，赴中国探险的冲动。
1900年，斯坦因利用年假，自筹资金，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西域探险之旅。这一次，他的目标非常明确，按照斯文.赫定，的探险记录，重走和考察斯文.赫定的发现，只不过他做得更细致、更彻底。但也有意外收获，就是他找到了尼雅的精绝故地，并发掘和窃取了大量的怯卢文字木简或木牍。
当获悉斯文.赫定在他闯人尼雅古城的同时找到了楼兰古城时，斯坦因凭借直觉立刻断定楼兰古城附近还会有未被探访的其他遗址，于是他便着手准备第二次中亚探险。
1906年4月，斯坦因开始了第二次中亚考察，目的为调查“赫定1900年那次难忘的探险所发现的罗布淖尔北面的遗址。”此时，斯坦因还获知了德国探险队的勒柯克和法国探险队都将要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寻宝的消息，他认为罗布淖尔也是其他探险队瞄准的靶子，他要赶在其他人之前到达那里。
在对喀什、和田、尼雅、安得悦等遗址进行考察窃取之后，他于当年12月初到达了蜡羌，随即开始了对楼兰遗址的探险。
在凑齐了当地所能找到的所有骆驼之后，斯坦因带上50余名雇工，踏上了去楼兰的征途。
12月17日，斯文.赫定在图上标注的楼兰遗址开始出现在斯坦因面前了。硕大的GB840堵坡遗址在瑟瑟的寒风中巍然矗立，使得空旷的沙漠更显得荒凉、安静。斯坦因在它的脚下扎下了帐篷，第二天即开始了发掘。
“我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我们清理的一连串遗址所得到的，要比我据遗址的数量或保存完好程度所期望的还要多。地面受到了严重的侵蚀，最沉重的大梁木也被破坏殆尽。这个甚至比尼雅遗址还小的古代居民点处于交通干线上，目睹了贸易的兴盛，所以构成主要遗址的一打左右房间中，每一间都出土有丰富的文书……仅一个巨大坚实的垃圾堆中就有200多件写在木头和纸上的汉文、怯卢文书，各个遗址中出土的怯卢文书足以决定性地证明，这里也像尼雅一样，当地的官方语言是一种古老的普拉克特语。公元3世纪印度影响到达如此远的东方是一个新的重要事实，具有广泛的历史意义……所有艺术晶和丝织品与尼雅发现物有着惊人的相似。犍陀罗风格在所有的木雕与浮雕中颇为流行。发现物种类并不丰富，只装了一骆驼或两骆驼的建筑木雕、漂亮的毛毯碎片、刷漆的家具、妇女精美的绣鞋、青铜艺术等等，但这点东西足以代表……”
楼兰古城位于罗布泊西北，距罗布泊约28公里，其地理坐标是东经89°55′22″，北纬40°29′55″。古城的四周大多是风蚀的“雅丹”地貌。遗址在两条古河道的中间，古河道是两条注入罗布泊的河流，古城中间有一条水渠与这两条古河道相连，从西北向东南斜穿古城遗址。
楼兰古城的平面略呈长方形。若以复原的城墙计算，东城墙长约333.5米，南城墙长约329米，西城墙和北城墙均长约327米。面积达10余万平方米。南城墙和北城墙因顺东北风势，故保存较长，而东城墙和西城墙因受东北风的强烈风蚀，保存很差。
古城城墙用黏土与红柳枝或芦苇间杂建筑，红柳枝层约20-30厘米，粉土层则厚薄不一。
楼兰城内的建筑遗迹，若以斜穿城址的水渠为界，可大。致分成东、西两部分。东部主要残留四座建筑遗迹：佛塔与三处房址。佛塔采用夯筑方法，呈八角形，用土坯砌筑，塔身内有木。
比较集中的房址有三处：在佛塔东南约60米的台地上，尚可见有三间房室残迹，地表周围还可见到许多散布的木框构件，以及用红柳枝编织的涂泥的残墙。
城内渠道之西遗迹较密集，在楼兰城中略西南处，建筑遗迹规模最大。这是一座大院落，残存房间六个。在西城墙下，亦有一组较大的建筑，是由许多房间组成的一组建筑。在城西侧的北郊和南邻也有大量的建筑遗迹，可见，在楼兰城被废弃之前，城内建筑是非常密集的。
斯坦因在城中发掘的一处范围近100平方米的垃圾堆，埋藏着大量汉文简牍和少量的卢文简牍，以及陶、铜、木器、漆器、丝、毛织品等。
从出土的汉文简牍分析，城中西南的大院落为长史衙署遗址，其附近为长史衙署的附属建筑。建筑形式一部分具有内地建筑的特点，一部分则保持了当地的建筑形式。城内渠道之东的一组房屋建筑，规模宏伟，是高级官吏邸宅和客馆。散布在城内的其他建筑，可能是当地土著与汉族的寄居区，而南城似乎为军事驻地。
斯坦因指挥民工和助手们在古城夜以继日地挖掘了10余天，获得了大批文书、简牍，仅在一个垃圾堆中就挖出200余件写在木片和纸上的汉文、怯卢文文书，“其上面所记载的日期表明了这个神秘之城大约是在公元3世纪至4世纪时就被废弃了。”
迎着晨风，站立在斯文.赫定发掘过的官署遗址内，斯坦因体验了一下这位瑞典人当时的心境。他甚至发现了斯文.赫定在1901年遗失的一把金属卷尺！后来，他在伦敦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举行的一次宴会上将它还给了赫定。
当斯坦因伫立在宰堵坡（佛塔）遗址的高处，打量这座异常荒凉而又至为珍贵的遗址时，仿佛是在体验着岁月的魔力所创造的悲凉。眼前的一切，几乎使人难以相信，过去，这里曾孕育了一个充满生机和繁荣的社会。
当发掘进入最后几日，处境逐渐艰难起来，从外面带来的雇工连续患病，淡水也越来越少，12月29日，斯坦因决定离开这里，向敦煌进发。这天早上，骆驼队装满了楼兰的“发掘品”，在寒冷的东北风中，离开了楼兰。
米兰是一座早已失去繁华的古城，甚至连它那令人倾心的名字也已消失了。米兰古城在古代又称磨朗、密远，靠近今天的青新公路，南临米兰河，处在自敦煌沿疏勒河到楼兰、昆仑山北麓西行的古丝绸之路南道上，是著名的伊循屯垦古城遗址。
米兰古城是楼兰国最早的王城。始建于东汉时期。公元5世纪中后期，因楼兰国为丁零（高车）所破，民众尽散，城池废弃，其地为吐谷浑所占。唐初，吐蕃势力进入西域，讨伐吐谷浑，随之占据了此地。
早在公元前77年，楼兰国内发生事变，汉王朝册封的新王因久不在国内，担心继位后统治国家力不从心，于是，请求汉兵到伊循城（米兰）屯垦戍边，米兰自此繁荣起来。而楼兰城便日渐衰败。据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的有关文书记载，楼兰周围有军事扰乱和战争的威胁，而驻守楼兰的官兵却忠于职守，拼死保城，兵士们照常给朋友们写信，丝毫不为即将到来的危险所惊扰。赫定感叹道：“这些中国人用这样大的毅力和勇气竭尽他们的责任，真令人感慨不已。由此可以看到这个奇异的民族是怎样统治半壁亚洲的。这并不是幻想力的创造物。也不是诗，这是赤裸裸的事实。”直到后来他还“高兴地梦想着它的伟大”，并自问：“我很奇怪，我们瑞典怎么就没有一块比我在楼兰发现的竹简和纸片更古老的石头？”
就在楼兰彻底荒芜之时，米兰屯田戍堡则空前强盛，不仅富庶而且安全，于是近在咫尺的楼兰与米兰，就成了逃离点和接纳点。这或许可以为探索楼兰消灭之谜打开一个窗口。
1907年新年伊始。斯坦因在去敦煌之前，发现了“从未报道过、完全出乎意外”的米兰壁画。后来他记述道，他在去米兰的路上感到神秘和荒凉，其神秘就在于它与世隔绝，数个世纪以来从来没人去打扰。更令他激动的是出土了“一堆藏文文书，它们是从守卫着玄奘和马可.波罗都走过的去沙州路上的古堡垒里出土的。”早些时候，他曾中止挖掘奔向楼兰，现在他回来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描绘了米兰丰饶的文物，“比藏文书更让人感兴趣的是一打一打的藏族漆皮鱼鳞战甲残片。各种残片都有，他也许能制成一套战甲……”
“我一直认为堡垒附近一些宝塔和寺院建得更早些，我所希望的事被一种使人眼睛一亮的发现所证实。从一座破坏严重的寺院里，我找到了几个完好的涂垩粉的头像，与热瓦克发现物相比一样好或更好些。其中一些体积庞大，运输不安全，但我希望另一些能完整地运到你那里。同一寺院还出土了约公元300年的贝叶书，我还是第一次发现这种书写材料。”他一口气挖掘出的一件又一件稀世珍宝，足以使斯坦因富甲天下了。然而，他做梦也没想到，更大的幸运像天使船向他飞来。
这天，他来到一座大佛寺，在长方形的基座走廊上，发现了一个呈穹顶的圆形建筑。在这里他意外地看见了美丽的壁画一带翼天使的头像。其绘画时间，斯坦因断定不会早于亚历山大之前。他认为：“在我看来，壁画的整个构思和眼睛等等表现，纯粹是西方式的。残存的带有怯卢文的题记的祷文绸带，高度可信地说明，这里的寺院废弃于3至4世纪。”他终于找到了渴望已久的与尼雅同时期的绘画作品。
“此外，还找到了从上面墙上滑落下来的大片壁画残片。移动这些壁画残片中最精美的一些天使像墙成了很棘手的问题。我整天忙于包装这些又松又脆的壁画。幸运的是树林很近足以供应木头做箱子，还有芦苇等做填充材料。”
2月5日，斯坦因在另一个围绕宝塔的穹顶寺庙的墙上发现了精美的壁画。“其外侧已变成一堆不成形状的残骸。只是部分上部板片和下面的护墙板没遭破坏，但这些均堪列入最好的犍陀罗雕刻品之列。持花的蒲蒂和周围装饰的快乐的男青年和其间的女郎头像，看起来是希腊——罗马式的，这是一幅多么好的中国边疆佛教寺院里的喜悦的生活场景。”他还以轻松顽皮的语调描述了这个场面：“这些漂亮的女郎从哪里得到玫瑰花冠？这些男青年哪来的酒杯和酒碗？这一切奇怪得像是用魔法在卡尔顿周围创造出了沙漠及其滚滚的沙丘，而一伙迟到的饮宴者正在为之惊奇。”
斯坦因原计划在米兰挖掘4天或5天，但实际却呆了18天。盗取的文物之多令人叹为观止。特别是“带翼天使”的发现令他激动不已：“这真是伟大的发现！世界上最早的安琪儿在这里找到了。她们大概在2000年前就飞到中国来了。”米兰壁画是新疆境内保存最古老的壁画之一，这里的“带翼天使”可以说是古罗马艺术向东方传播的最远点。
驱赶着六峰装载着米兰文物的骆驼，斯坦因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这里。
1914年1月，第三次中亚探险考察的斯坦因再次来到米兰，他对这个令他魂牵梦绕的神秘古城仍心存幻想，幻想着攫取更丰富的、令人痴迷的文物。
2月10日，斯坦因率领大批驼队在天黑时抵达米兰遗址。此刻，这位身材矮小的探险家，由于前两次塔里木盆地探险“功绩卓著”，而在1912年夏季被印度的英国总督授予印度帝国高级骑士头衔。授爵仪式于10月12日在克什米尔的斯利那加举行，也是在此地，嘶坦因将前两次考察的情况整理出来，并将报告定名为《西域》，与第一次探险时相比，斯坦因此时颇有功成名就的得意感。
当功成名就的斯坦因开始他的第三次考察时，他已完全受到了一种与以往历次考察完全不同的意识观念和心态的影响，这种影响纯粹出于个人立场，即他对英国帝国主义及其合理性的充分信服。在女皇王冠上最灿烂的宝石——印度度过的岁月，使他坚信英国的统治有利于次大陆的福祉，真心实意地赞扬由此而给印度带来的利益。对于他来说，英国事物的出现，本身就是文明进步的象征和标尺。这种文明当然是西方文明，它就好像一只绵羊角，满盛着由其创造的科学和技术。沿西北边境的旅行更加强了这种信念，他亲眼看到威胁英国统治秩序的部落相继臣服，部族仇杀被制止，卫生、教育和贸易得到发展。他的思想被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所支配，那就是西方学术的无比优越，一切都应以此来加以衡量。
斯坦因在做好各种考察探险准备后，便向英印政府打报告，要求批准他的这次在中亚、主要是在中国新疆境内的考古和地理考察旅行，并列出了44500卢比的资助经费，还提出政府需要获得中、俄两国签证，并且彬彬有礼地要求尽快答复，因为“中国政府至今尚未对外国人在这个地区考察古代遗存设置障碍。但这种有利的形势能延续多久都无法预测。”为了给自己辩护，他宣称中国新疆是“印度完全可以宣布拥有主要兴趣”的地方，根据是“佛教及其文献在中亚的传播和流人远东是个最大的成就。借此，印度过去曾长期影响着亚洲的历史。”
在接近米兰遗址的沙漠中，斯坦因又找到了几处古代遗址。城墙由树枝和泥土混合筑成，他们在那里清理出了许多建筑木构件和其他铜铁之物。在另一处比较小的堡垒附近，斯氏又发现了一些用卢文、婆罗谜文及汉文书写的简牍，他认为这几处遗址大都是公元4世纪初叶以前的建筑。
斯氏在米兰遗址清理了一段时间后，将工作重点转移至距米兰遗址4英里的一处孤立的台地上，在那儿，他们找到了一批古代墓葬。各种随葬器皿及丝织物，令斯坦因眼花缭乱：花纹繁缛的各种丝、毛织物和铜镜、汉文文书等，清楚地表明是属于汉代的遗物。织有“韩仁绣”字样的汉代织锦，色彩斑斓，艳丽如新。毛织物的风格明确无误地表明了中西方的交往标志，在一片毛毡残片上，织有典型的罗马风格的人物头像，斯坦因认为是赫密士。
在孤台的东北，斯坦因找到一个城堡，他认为是汉代的卫戍所，城堡的建筑方式与沿途所见的堡垒相同：在北墙附近，发现了有纪年的汉文文书，年代在3世纪以后。在这个堡垒附近，他们又找到了另一处墓葬，发现了干尸，“从饰有羽毛和其他猎获物件的毡帽、旁边的箭杆、粗纬的毛衣织物、织得很干净的盛食品的小篮之类看来，都可以推断这是一个半游猎的种族。”这是斯氏后来作出的研究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