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类
我们都知道有“猿人”这个概念，像著名的“北京猿人”。这是由德国人类学家海克尔最早提出来的。他根据进化论的观点，把“猿人”作为古猿与人之间的过渡形态，所以人猿各半。
过去曾把直立人称为“猿人”，经过对大量人类化石的观察研究，科学家得出的结论是：南方古猿才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阶段，真正处于半人半猿的状态，是名符其实的猿人，而直立人则另外建立了一个新的“直立人阶段”。
第一个被发现的直立人住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上。说起来还有一段小插曲。1856年，在莱茵河畔发现了尼安德特人的化石。在这之后，关于尼人的争沦一直不断，很多人不相信它是人类的祖先。而一些进步的科学家为了证明尼人的身份，更加忘我地投入研究工作。荷兰的青年解剖学家杜步哇就是其中之一。他为了搜集更多的古人类化石，放弃了优裕的生活和美好的前程，不惜代价千里迢迢跑到东属印度（今印度尼西亚），作为一名随军医生在南亚的丛林里忍受着蚊虫和瘴气。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不改初衷，带着雇佣的50名犯人，坚持沿着爪哇岛的梭罗河寻找化石。1891年，在当地居民的帮助下，杜步哇终于找到了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人类化石，包括头盖骨、大腿骨和牙齿等。最初，他认为这是一种已绝种的黑猩猩，并取名为“直立人猿”。后来，经过仔细的研究，他提出爪哇化石代表猿和人之间的过渡类型，也就是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所说的人与猿之间的缺环，是人类的祖先。他还延用了海克尔给这个缺环所取的名字：“不会说话的猿人”中的后两字。由于大腿骨与现代人相似，表明其主人已能直立行走，而头盖骨却仍然保持着猿的特点，所以这个人被叫做“爪哇直立猿人”（1950年改名为“爪哇直立人”）。这是1894年的事了，此年，杜步哇回到欧洲，岂料等待他的不是鲜花，而是流言蜚语。“爪哇人”与“尼人”的遭遇相同。宗教界和一些所谓的“科学家”都不顾事实的存在，故意非难杜步哇。那个与尼人作对的维尔和又出来捣乱，他说爪哇人化石是普通的长臂猿。但是，他的观点遭到很多人的反对。而杜步哇能经受野外的狂风暴雨，但是，众口铄金，周围敌意的目光吞蚀了他的勇气。他禁不起这种人为的打击，退出了这场辩论。一气之下，还把“爪哇人”锁进家乡哈勒姆博物馆的保险柜里。这一锁不要紧，“爪哇人”在“深宫”度过了28个年头。对于几十万年前的他来说，这不过是一眨眼的工夫，而科学工作者被耽误了的时光却是无法弥补的。遗憾的是，杜步哇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著作中，也违心地承认自己以前的观点是错误的：那些化石只是一种长臂猿，不属于人的进化系统。这个遗憾一直陪伴他进了坟墓，这是很令人悲哀的。而“爪哇人”之所以能重见天日，得益于“北京人”的发现。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北京的周口店发掘出一批上古时代的人类化石，其形态与爪哇人类似，说明他们同属“直立人阶段”。那些对杜步哇和爪哇人的诬蔑不攻自破，同时更突出了发现爪哇人的重要意义。
至今，被发现的直立人化石已有相当数量，分布在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一些地方。除了爪哇人和北京人以外，还有中国的蓝田人和元谋人、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毛里坦人、坦桑尼亚的利基人、德国的海德堡人等，其中，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材料是最为丰富的。我国直立人化石的分布较广，从云南、安徽一直到陕西、北京，总计有11处。以前认为理查德.利基和沃克1984年在肯尼亚西北部发现的遗骸，是已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直立人化石，其年代距今160万年（以前曾确定元谋人距今170万年，后认为有误），遗骨共七十多件。早期直立人的复原像时隔不久，1986年11月29日，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机构组成的长江三峡科学考察队，在重庆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布在我国发现了距今180万年前的直立人化石。消息一出，震惊了全世界。这就是“巫山人”。一直以来，学术界都在为人类的起源地打着笔墨官司。有人认为是在亚洲；而更多的观点则趋向于在非洲，他们认为亚洲的直立人是从非洲扩散而来的。然而，1984年，考古学家在重庆市巫山县庙宇镇的龙骨坡发现了大量动物化石，于是在1985年便组成科学考察队对此地进行正式发掘。最初发现了一段人类下领骨和巨猿化石以及有人工痕迹的骨器。到1986年10月，他们又发掘出一颗人类牙齿，经过研究，这是属于更新世早期的人类化石。当然，这个结论不可能立刻被所有人认可。“巫山人”经受了各种考验，最终证明：“亚洲最早的直立人”这个称号，他是当之无愧的。1996年12月25日，“龙骨坡巫山人遗址”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直立人的形态已有了很大的发展。最明显的是他们的下肢与现代人非常接近，说明直立行走的姿态日渐成熟、完善。直立人的身材和脑子增大，尤其是脑的扩大有很大作用，直立人脑的性状表明他已有了浯言功能。而智慧对生活的意义非同小可，其他像视觉、牙齿等方面，也都有了进步。这些直接体现在直立人的生活和文化上。
直立人很会制作和运用石器。他们运用不同的石料，用不同的方法，来加工不同用途的工具。像北京人的石器中，用砂岩打制成的砍砸器，用于砍伐树木；用石英做的刮削器，形状各异，是日常用具；还有用来制作石器的石锤、石钻等。北京人复杂的石器，在世界同时期的遗址中尚属独一无二。不仅如此，石器文化还有了地域差异，一个国家如此，全球也是这样。在我国，北京人遗址的石器与贵州黔西观音洞遗址的石器迥然有异。而在欧洲发现的阿布维利——阿舍利文化和克拉克当文化，又与我国的石器文化不同。总的来说，直立人阶段的工具制作技术相当高明。
但是，这一阶段文化上的最大成就还不是石器，而是火的使用。神话中的火种是普罗米修斯从奥林匹斯山上盗出来的。实际上，使用火不是神的恩赐，而是人类自己的发明。在北京人遗址就有大量用火遗迹。在猿人洞里发现了木炭、灰烬，被烧裂的土块、石块和骨头等。北京人不仅知道用火，还懂得如何控制和保存火种。夜幕降临后，在洞穴中间生起一堆熊熊燃烧的火，男女老少围火而坐，互相依偎着，用他们特有的方式来交流感情，传递信息，讲述白天的故事。一种温馨和谐的气氛随着光和热，紧紧环绕着这个群体。这是一天中最为惬意的时刻。于是，每个晚上的围火座谈便成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火，为人类提供了温暖，也为他们营造了一个集体。它像一根纽带，把人们联结在一起。有火以后，人类不再茹毛饮血，他们学会把生肉烧烤过后再食用，这对健康大有益处。火的利用使人类逐渐摆脱原始状态，是人类改造自然的第一步。从此，他们不再逆来顺受地只一味适应自然，成为它的附庸和奴隶，而是积极主动地开始改变环境，人类从层层限制中解放出来。原始人向大自然借来火种，并最终能驾驭它，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进步。
直立人的食物有荤有素，植物果实和种子无疑是他们重要的食物来源，而狩猎提供的兽肉可以调节营养结构，使体质增强。北京人遗址就有许多烧过的朴树子，还有胡桃、榛、松等。而洞内的各种动物化石，则是猎食后留下的残余。北京人及非洲的直立人都能捕获大型动物，这显示出集体的力量。
直立人生活的时期，四季分明，寒暑交替。夏天，住在哪里都可以，但是，当寒冷的冬季来临时，野外就无法生存了。于是，直立人便择穴而居，并且会在露天搭建一些简单的临时住所。从非洲的直立人遗址来看，直立人的居住地通常挨近水源，而且是食物相对较多的地方。为了御寒，人类把树叶、兽皮连缀起来，披挂在身上，这就是服装的雏形。
最基本的温饱问题解决了，直立人日渐发达的智力开始引导他们寻求一些精神上的享受。石器最初仅仅是作为工具产生的，慢慢地，人们有了审美观念，要求它不但实用，还要好看。因此，有的石器是经过反复打磨、修整后才完工的，它们看起来很精巧细致，成了一件不折不扣的艺术品。此时期，人类的思想已闪现出一些火花，他们开始思考所接触的这个世界，于是就出现了原始的宗教。原始人的精神找到了依托。现代人议论纷纷的“食人风气”大概就源自直立人阶段，而且主要原因就是宗教情绪导致的。
在直立人的生活中，狩猎是很重要的。这是人类的主要谋生手段，且对人类的大脑、身体及社会行为都有重大影响。
直立人狩猎的工具通常只有石块和树枝，一个人对付小动物绰绰有余，但是，倘若遇到凶猛的大型动物时，几个手持石块的人便显得势单力薄了。此时，大家齐心协力，群起而攻之，或许能奏效。不过，这种方法有些铤而走险，与老虎、熊这类动物对峙时，即使人多，单凭几块石头是很难达到目的的。说不定反被对方所伤，毕竟那时候还没有武松。因此，原始人一般极少有机会猎到这类动物。直立人猎物中的大家伙，通常是一些善跑而攻击力不强的动物。但是，正因其脚力非凡，虽然不会伤人，捕捉起来也很不容易。他们究竟采取了什么行之有效的办法呢？从现代原始部落的捕猎情况可见其中端倪。
1935年，两位研究人员报道了他们的调查情况。生活在墨西哥西北部的印第安人，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来猎鹿。他们不用枪也不用箭，没有任何武器，只是不停地追赶鹿群，凭着地上的脚印，猎人紧随其后，终于，疲于奔命的鹿群中，有几只倒下，它们的蹄子全磨掉了，再也不能奔跑，只能坐以待毙。此时。印第安人等于探囊取物。就这样，他们既安全又省力地获得了一大堆食物。非洲的土著人也是用类似的方法来追捕猎物。直立人很可能就是采用了这种持续追踪狩猎法。此法又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固定的追猎者。他们一直跟踪动物，中途可以休息、进食，直到对方精疲力尽倒下，才大获全胜返回。另一种则是车轮战。狩猎者像是参加接力跑，轮番上阵，使猎物没有喘息的机会，最后倒地认输。当然，这是在比较固定的范围内采取的办法。持续追踪法不需要动用武力，因而危险系数较小，且命中率较高，是直立人补充食物的一条捷径。
当然，这种狩猎方式对狩猎者也有要求。虽然人不可能跑得跟动物一样快，但起码应该具有很强的步行能力。否则，又谈何追踪呢？这对原始人下肢的发展很有益处。另外，在捕猎过程中，猎手还要随机应变，用脑子来判断动物的去向。经常用脑，使其得到锻炼，才导致大脑发达，脑量增加。
狩猎活动使人类食物的质量提高，更有利于大脑和身体的发展。同时，狩猎使原始人之间有了复杂的社会关系。捕猎时，大家一起有计划地进行合作，这不仅促使集体产生，更使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互相协助的关系。而不同群体的人在合作中加深了彼此的了解，这是社会形成的基础。有了狩猎，男女间的分工渐渐明显。男性进行狩猎活动，而女性则负责采集果实。这对后来两性的社会地位影响很大。
直立人生活在距今约20万年至200万年以前，地质时代属更新世早期至中期，而考古期则属旧石器时代早期。直立人不单是站起来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用脑，懂得如何去改造大自然，如何达到目的。至此，人类不再是受环境支配的奴隶，而成了自己的主人。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但是，就像当年西方的地质学家一口咬定中国没有石油一样，外国的人类学家也曾断言在这块大地上没有远古人类。雅克.德.摩根在《史前人类》一书中称：“中国文明始于公元前七八世纪，我们完全不必理会它的史前史。”此说不仅人为地缩短了中国文明的历史，还表现出对我国史前文化的不屑一顾。然而，事实胜于雄辩，1920年对于中国的科学家来说，是令人振奋的一年。这年，法国神父桑志华到甘肃去作地质考察，在庆阳地区的黄土地里，不期而遇地发现了三件经人工磨制而成的石器。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要知道，这是在中国最早发现的石制品，它已经透露出一线光明。可以想见，远古时候它被一双手反复打磨的情形。然而，这个事实还是没有打动那些顽固的心。1922～1923年，同样是法国神父兼古生物学家的德日进和桑志华，又在宁夏的水沟洞及内蒙古的萨拉乌苏河（蒙语，意为“黄水”），发现了大批脊椎动物化石和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后来在研究的时候，从羚羊的牙齿和驼鸟蛋片中偶然发现了一颗人牙，属于一个七八岁的儿童。加拿大人类学家步达生称之为“鄂尔多斯人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河套人”，与欧洲莫斯特文化同期。证据确凿，倘若再等闲视之，则显得过于蠢笨。那些颇为自负的西方学者们不得不接受了这个现实。而多年后当大庆油田的石油汩汩流出时，“夜郎自大”的西方人也是这种心情。“不信有中国的石器时代，尤不信有中华民族之石器时代”，这句话被尘封了，并渐渐遗忘。即使想起来，也只是使人留下一个微笑而已。中国有句成语叫：“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用在北京人的发掘上最贴切不过了。
1914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受聘来华担任矿政顾问。此人爱好广泛，尤其擅长化石采集和考古方面的工作。他到北京后，一心牵挂的不是矿产，而是中国的“龙骨”。1918年春，外籍化学家麦格雷戈.吉布为安特生提供了一条信息：在北京市周口店附近的鸡骨山上有动物化石。安特生当即前往考察。
周口店实际上是西山脚下的一座小村庄，处在山区和平原交界地带。它的西面、北面是连绵不断的群山，而东南面则是宽阔平展的华北大平原。一条小河由北往南，沿村西蜿蜒曲折地流淌着。夏季的暴雨会使河水骤涨，而冬季却只剩下干涸的河床和几个带有河流痕迹的小水潭。周口店附近的山上以出产石灰岩和煤闻名，还有大理石、花岗岩等上等石料。烧石灰和采煤就成了这一带农民的支柱产业，种植倒还在其次。开采石灰岩时，人们经常从岩缝中找到一些“龙骨”，由于药材集市在河北，农民出售不方便，因此大都收藏起来备用。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一带的化石才不致于流失太多。1929年12月第一次发现的北京人头盖骨话说回来，安特生在鸡骨山进行小规模发掘，虽有所发现，但收获不太大，他只找到一些小动物骨头（当地人以为是鸡骨，故称“鸡骨山”）。后来，安特生的视线被拉往别处，便把鸡骨山淡忘了。1921年的夏天，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博士来华，他和安特生连同美国亚洲考察团的古生物学家葛兰阶，一起到周口店作调查。事前他们并没有抱太大希望，出乎意料的事却发生了。在本地老乡的指引下，三人又到周口店火车站西边的小山上进行挖掘，这次，他们找到了几块白色的石英石碎片。其形态表明它们并非天然。安特生预感到在此地将会大有作为。他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这就是后来蜚声中外的周口店第一地点。
1928年夏天，师丹斯基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周口店化石时，确定有一颗人牙。在这之前，他已经发现了一颗可疑的牙齿，只不过当时认为是属于类人猿的。他对此做了仔细研究，虽认定是原始人类的牙齿，但还是小心谨慎地称之为“真人？”，打了一个问号，为自己留下余地。这是鉴于以前一些学者的遭遇，不得已而做出的抉择。诸如达特、杜步哇等人，都因提出新观点而受人攻击。这一年的10月17日，瑞典皇太子夫妇访华。皇太子叫古斯塔夫.阿尔道夫，即后来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他还是国际知名的考古学家。22日下午，中国地质调查所等几个机构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大礼堂举行欢迎会。会上，梁启超、安特生和桑志华等人都做了考古方面的报告。安特生把在周口店发现人类化石这一消息公之于众，立刻引起大家的兴趣。由于实物不在中国，仅凭几张幻灯片和照片，很难使所有人信服。一时之间，议论纷纷，人们对于这两颗牙齿究竟是属于人类、类人猿还是食肉动物感到迷惑。甚至一些著名学者也表示怀疑。但是，无可否认，这个发现在世界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使科学家们对周口店的信心更足了。次年4月，在周口店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这次又找到了一颗保存很好的牙齿。步达生认为应该创立一个新的种属，根据北京大学的美籍古生物学家葛利普的提议，定名为“北京猿人”，简称“北京人”。如今，这个名字早已家喻户晓：1929年，中国地质调杏昕建立了一个专门负责发掘研究周口店遗址的机构——新生代研究室。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周口店的工作完全交由中国科技工作者负责。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周口店的北京人才肯一露真颜。同年12月，由留法归来的生物学家裴文中带领的考古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发现了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北京人头盖骨使那些反对者也打消了疑虑，科学界普遍接受了北京人。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史密斯在《寻找人类的祖先》一书中说：这是在古人类学全部历史中最有意义、最动人的发现。
显而易见，人为的阻挠会妨碍科学的进程。爪哇人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是，科学的道路总是不平坦的，要经过很多次从否定到肯定的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答案。对于北京人的文化及地位问题，学术界也进行了一系列是是非非的论争。在发现第一个头盖骨后，步达生肯定了它的价值，却做出北京人不会制造工具和用火的结论。而这两个条件正是判断是否真正具有人类文化的标准。连史密斯也持此论调。裴文中偏偏不信邪，对权威的结论并不是言听计从。京人制作和使用的骨器他继续在周口店进行发掘。1931年，裴文中在“鸽子堂”（周口店的一个洞穴名称）的土层中找到两千多件石器、几块骨器和一些烧过的骨头。可是，很多人都不理会他。直到被研究旧石器时代文化的专家步日耶确定后，北京人文化才得到众人承认。
接下来，该为北京人寻找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位置了。英国解剖学家纪斯，在北京人牙齿问世时，认为它与直立猿人不相同；有了头盖骨以后，他立即转变了态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纪斯就是参与了制造“辟尔唐人”的那个纪斯。有人认为北京人不属于“猿人”阶段，而是早期智人中的尼安德特人类型。还有人认为，在周口店生活着两种同时代的人。一种是具有智慧的人；而另一种“落后”的北京人不过是他们的猎物罢了。这个推断显得更加虚妄，因为在周口店遗址根本就没有第二种人的化石。美籍德国犹太人类学家魏敦瑞，在进行了全面而仔细的研究后，肯定了“北京直立猿人”及其文化的存在。从发现第一颗牙齿起，在科学家多年的努力下，虽然经历了一番不平凡的波折，但是，北京人终于名正言顺地出现在世人面前。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命运多舛（CHUǎN，形容命运很坏）的北京人化石从此下落不明。由于发掘周口店遗址的经费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所以当时有过协定：化石由北京协和医学院代为保管，美方研究人员可随时取用，但是不得离开中国本土。战争爆发后，为了保证化石的安全，有关负责人准备将其运往美国，让中国驻美大使馆妥善保存，等战争结束后再运回中国。岂料“黄鹤一去不复返”，究竟花落谁家，是美国？还是日本？不得而知。第一批北京人化石就这样神秘失踪了。
中国科学家在叹息之余，又在期待着重新找到北京人，当然指的是在周口店。从1937年芦沟桥事变开始，在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就已被迫停止。后来，日本军队也到过此地，想把珍贵的化石据为已有，而北京人却深藏不露。在此进行了一轮烧杀掳掠后，这些强盗失望而返。直到解放后，中国科技工作者才恢复对周口店遗址的发掘。人们满怀希望地呼唤着北京人的名字，在时代的召唤下，北京人这才一一走出来。从1949～1960年的11年间，周口店共有代表男女老少40多个猿人的化石、100多种动物化石、一些植物化石和几万件石器出土，还发现大量用火的遗迹：木炭、灰烬、燃烧过的土块、石块、骨头和朴树子等，周口店成了名副其实的“北京猿人之家”。
从现有资料来看，北京猿人的脑子比南方古猿大得多。北京人的脑量平均为1088毫升，而南方古猿为502毫升。他的肢骨虽还带有原始的痕迹，但已很接近现代人了。北京人与爪哇人一样，能很好地直立行走。而且，研究证明北京人四肢的发展先于脑的扩大。一方面，四肢的分工使猿人产生了劳动，从而推动了脑的进化；另一方面，北京人的石器文化很发达，说明他们还不是最早的人类。对北京人“情有独钟”的史密斯回到英国后，极力宣扬北京人是猿与人之间的缺环，即最原始的人类。而事实表明，南方古猿才是这个缺环，也就是真正的猿人。北京人的学名应该是“北京直立人”。
在四五十万年前，周口店一带的气候很温暖，自然环境条件优越。周围是青山绿水，有茂密的森林、清澈的河流、湖泊，不远处还有草原。因此，这里俨然是动物的天堂。水里有水獭、河狸、水龟，水边有水牛；树林中生活着众多的猕猴、虎、豹和斑鹿等；草原上有奔跑的马和羚羊。就在周口店附近的山上，洞穴中住着北京人。他们的腰间系着用兽皮或树皮做的围裙，白天在野外辛勤的劳动，晚上则围坐在火塘边，享受天伦之乐。团结友爱是维系北京人这个集体的纽带。
经过多少挫折，北京人终于真真正正地站起来了，不仅向中国人，也向世界人民诉说着人类祖先的故事，他永远是中国人的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