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末论
本末论中国思想家关于农业和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思想理论。“本”“末”二字均源于树木的“木”字，“本”表示基干，“未”表示末梢。人们用它形象地比喻农业和工商业的关系。
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大都以农业为“本业”，以“雕文刻镂”一类奢侈品的生产和流通为“末业”。他们把发展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虽不否定工商业的社会职能，但认为不能听任民间工商业过度发展，必须加以抑制，才能保证农业所需的劳动力。商鞅在秦国推行的变法令，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控制“商贾技巧之人”的数量，以保证大多数人致力于农业生产。韩非还指责工商业者为五种社会囊虫之一，进一步将“末”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工商业，从而形成“农本工商末”的完整概念。
秦统一中国后，将“上农除末”定为国策。西汉政权面对商人势力的增大，坚持奉行“抑末”政策，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晁错针对商人的奢侈和欺诈行为，呼吁“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提出“以粟为赏罚”的“贵粟”主张，进一步发展了重农思想。但汉代有一些思想家如司马迁虽认为“本富为上，末富次之”，仍肯定农、工、商都是致富的源泉，无轻重之分。桑弘羊则指出治理国家应“开本末之途”，富国也要靠发展官营工商业，而不是单靠农业。东汉王符提出新的本末划分标准：以“农桑”、“致用”、“通货”为本，以“游业”、“巧饰”、“鬻奇”为末，而不是将工商一概称为“末”。但总的来说，在汉代“重本抑末”论是社会的主流思想。
重本抑未思想和政策，对官营工商业有促进作用，但阻碍了民间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它的消极作用愈来愈严重。从唐代起，为民间工商业及其从业者的正常经营活动进行辩护的观点，就不断出现，有的理财家还以商业经营原则作为财政改革的指导原则，逐渐形成一个反对重本抑末的思想潮流。到宋代，这一趋势更加明显。李觐坚决反对官府专卖政策而主张“一切通商”，“听其自为”。南宋叶适更明确主张“夫四民交致其用”，公开否定了传统的抑末观点。此后，传统本末思想虽仍占统治地位，但发展民间工商业的新观点却在不断扩大其影响。特别是明中叶以后，工商业的发展已经孕育和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与此相适应，反对抑末、轻末的观点也同传统经济教条形成了日益尖锐的对立。明清之际，黄宗羲抨击世儒“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提出工商“皆本”的新命题。清初王源则从国家不能“有农而无商”的认识出发，强调“本宜重，末亦不可轻”，把矛头直接指向根深蒂固的轻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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