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发掘
为保证发掘的安全，发掘队在墓的周围设立了警戒线，一批荷枪实弹的武装民警24小时站网放哨、巡逻值班。当时正值盛夏，天气异常闷热，气温高达36℃以上，湿度接近100%。就是在这样的酷热季节里，考古队员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古墓的发掘中。
南越王墓平面呈“凸”字形，自南而北由墓道、前室、东、西耳室、主室、东、西侧室和后藏室共7室组成。7室相互连通，前室与墓道、主棺室与前室各设石门，其余各室间均设置有木门。从后藏室北墙至前室石门，南北全长10.68米；从东耳室东端到西耳室西端，东西宽12.24米。墓室总面积100平方米。
7个墓室全部用略经加工的石材750余块砌筑而成。据广州地质部门鉴定，构筑墓室所用的石材，并不是就近取自象岗，而大多是从广州以东20海里远的番禺县莲花山（海拔100米左右）开采，经水路用木船运抵象岗。还有一部分石材是从广州北郊的飞鹅岭开采下来的。750余块石材，最大的重约2600千克，全部采自远距离的地方，还要运到象岗，凿打加工，可见陵墓的修建是何等艰巨！
墓道位于墓室之南，方向177度（南偏东3度），平面呈狭长形，现存墓道口水平长10.46米、宽约2.5米、距现地表3.22米。墓道底部分前后两部分，由墓门往南4.12米这一段是一个长方形平底的竖坑，在此用木板建有放置器物的“外藏椁”，由外藏椁往南有两个小台阶，再往南呈斜坡状，坡斜22度，现存坡水平长6.45米。墓道填土均经夯实，其中还夹有两层大石块，主要用于防盗。
前室居于墓的前部正中，呈狭长方形，南北长3.1米，东西宽1.84米、高2.14米。南面是墓门，北面是主棺室石门，左右两侧与东西耳室连通。前室周壁、室顶及南北两道石门上都彩绘有朱、墨两色的云纹图案。前室出土的两套石砚和西耳室出土的墨丸就是绘制壁画后留下的工具和颜料。
墓内前室的随葬物布置比较简单，室中靠西边放置漆木车模型1辆，木车已朽，铜车构件散落满地；东侧为一殉人的棺具，棺内随葬有铁刮刀、环首刀、玉璧、环、璜、铜镜和铜印等物品。铜印文为阴刻篆文“景巷令印”四字，说明这里的殉人生前曾任南越国的“景巷令”（詹事的属官，职掌王室家事）。此外，前室还出土了二套石砚（砚台和小研石），砚台和研石上都粘着一层黑中泛红的墨迹，与前室周壁及顶部朱墨绘云纹的墨色一致。石砚应是绘制前室壁画后遗下的实用器。
东耳室位于前室东侧，呈东西向长方形，长5.24米、宽1.75米、高1.83米，西面有一个过道与前室相通，中间设有木门，已朽。
墓内东耳室随葬品非常丰富。室内整齐地陈放有多套铜、石、漆木质乐器（铜钮钟、南钟、勾、石编磬、漆木瑟、琴等）和各种青铜器（如提筒、壶、钫、瓿、熏炉、镜、带钩、戈等），其中酒器甚多。另外还有陶器（匏、壶、瓿、罐、盒、钵等）、铁器和漆木器。少数铜器、陶器内装有动物骨骸。
从出土物品多为宴乐用具来看，东耳室应是南越王的宴乐之所，室内的殉人似为敲击钟磬的乐伎（殉人北边分布有铜编钟石编磬）。不难想像这样的宴乐场面：墓主生前在大臣的陪伴、美姬的簇拥下，一边饮酒，一边观看美女在音乐的伴奏声中翩翩起舞。
西耳室位于前室西侧，与东耳室相对，亦呈东西长方形，长4.13米、宽1.75米、高1.82米，东端有一个过道与前室相通，中间设有木门，已朽。
墓内西耳室放满了各种各样的随葬品，从发掘的情况看，可分为三层，层层相互叠压。大部分器物上残留有丝织品裹缠的痕迹，有的多达2层。器物分门别类地被放置于竹笥、蒲包、木匣或木箱内，计有大量的铜器、铁器、玉石器、陶器、漆器、丝织品以及少量的金银器、玻璃器、象牙器、皮甲、药材、五色药石等。其中铜器又可分为容器（壶、提筒）、炊具（鼎、鍪、烤炉）、食具（勺、姜礤）、水器（、、盆）、兵器（剑、镞）、乐器（铎）、工具（锯、锥、印花凸版）、杂器（杵臼、熏炉、镜、虎节）和车马器（衔、镰），共600余件；铁器计有锤、锛、斧、凿、镰、铲、削、刻刀、锉刀、刮刀、弯刀、劈刀、铲刀、环首刀、服刀、钎、锥、刮刨、杵、针、铠甲等600余件；玉石器计有玉壁、璜、环、舞人、剑饰、印章、石砚、斧、猪等70余件；陶器计有鼎、罐、匏壶、瓿、提筒、小盒等600余件；漆器多朽残，能辨认器形的有箱、盒、奁、盆、盘、卮、耳杯、金座漆杯、匣等30余件；丝织品有的用于包裹各种器物，有的整匹盛于竹笥中随葬，数量惊人，品种齐全。西耳室遍地都是器物，无立足之地，应是专门存放各种物品的库房。
主棺室呈南北长方形，长4.84米、宽1.84米、高2.3米。前与前室以石门相隔，左右后三面有过道与东侧室、西侧室和后藏室连通。
墓内主棺室主要用来安置墓主的棺椁，此外，还放置有大量精美的随葬品。墓主的棺椁位于室的正中部，它的四周分置随葬物品。靠近东墙置一漆木屏风，堵住了主棺室通往东侧室的过道口；棺椁西边靠西墙下放置兵器，计有铁剑、铁矛、铁戟、铜戈、铜弩机、箭镞、铅弹丸等；在椁的周围散布有众多的明器车饰；棺椁南边放置有陶瓿和象牙商；棺椁北边放置有铜盆、漆盆、铁矛和著名的铜承盘高足玉杯。有趣的是，两件铁矛置于通往后藏室的门道口处，可能有防卫之意。
棺外椁长约3.3米、宽约1米；内棺长约2.2米、宽约0.75米。外椁表里皆髹漆，外黑漆内红漆，在黑漆地上还用绿、黄、朱三色彩绘流云纹图案。内棺也内外髹漆，内朱外黑，无彩绘。
南越王墓棺椁内的空间虽小，但出土的随葬品却很丰富。从出土情况判断，椁面四角各置一块玉壁，椁盖板上还放有成捆的箭链、铅弹丸、弓弩和铜车饰。棺椁之间在棺前棺后分别形成“头箱”和“足箱”（离墓主头、足部较近的棺椁间放置的物品）。“头箱”内平置2个大漆奁，一奁盛满珍珠和大玉璧，一奁装盛有钻凿痕迹的龟板，另外还出土了一批稀世之宝，如青玉角杯、镶玉盖杯、青白玉盖盒、青白玉带钩、嵌宝石的银带钩、铜带钩等。“足箱”内放置有大量陶壁，还有一个珍贵的银盒。棺内除出土了一套玉衣敛服外，在玉衣上面、里面和底下还铺垫玉璧29块，多为精品。另外，玉衣两侧还分置玉璧、玉璜；10件铁剑分放在玉衣两侧腰际，每边5件；4套8件牌饰（3套平板玻璃鎏金铜牌饰、1套龙龟纹镂空铜牌饰）分放在两侧铁剑上面，左右侧配置成套；玉衣头罩顶部有1件青白玉雕兽首衔环、右边置虎头金钩玉龙、左边放透雕凤纹牌饰、上面盖1件透雕龙纹玉璧和1件透雕凤纹重环王佩以及8片杏形金叶（原缝缀在绢帛上）；玉衣上面在胸腹间分3组共放置9件印章（“文帝行玺”“泰子”金印各1枚，“赵”、“泰子”、“帝印”玉印各1枚，无字玉印3枚、绿松石印1枚）；玉衣胸腹部发现许多小珠、小饰件（小玻璃珠、玻璃贝、花形金泡、素面金泡、素面银泡、素面鎏金铜泡）；玉衣胸腹之下有一串组玉佩饰（透雕玉饰、小玉人、金珠、玻璃珠等）；玉衣双鞋之下还踏着1件双连璧。
玉衣内墓主的骨殖大部分已腐朽，只剩下骨渣。墓主葬式为仰身直肢，头北足南，面部朝上，微向右偏。上肢微内曲，两手合拢按在玉衣腹部，下肢伸直。经人类学家鉴定，墓主系成年男性，年龄在40～45岁之间，身高约170厘米。特别有趣的是，在玉衣内贴身铺垫的玉璧及残存的墓主骨骼上，都没有发现任何衣服织物的遗痕，表明墓主赤身裸体穿套玉衣。这一情况在王陵是独一无二的，或许是南越国的葬俗吧。
东侧室位于主棺室东边，长6.95米、宽1.61米、高2.24米。中部有一过道与主棺室相通，中间设木门，已朽。
墓内东侧室是从殉夫人的葬所，随葬品主要是分属于她们的组玉佩、玺印和日用器皿。从出土的4枚“夫人”印章可知，室内共放置的殉人4具，其中左夫人位于室内南部靠近过道处；右夫人居室内北部靠近过道处；部夫人在右夫人东侧；泰夫人在左夫人东侧。室内出土的日用器皿计有银、带钩，铜提筒、鍪、盆、（Yí）熏炉、带钩、牌饰、镜，铁削、刮刀、镊，陶瓮、罐、鼎、盒、壶、瓿、盆、釜甑，漆博局、案以及玻璃牌饰等。四夫人都有较多的随葬品，有的随葬品还很精美（如组玉佩、印章、铜器等），说明她们的身分很高，肯定不是普通的婢妾，可能是南越王后宫中的嫔妃。
西侧室位于主棺室西边，与东侧室对称。长7米，宽1.62米，有一门道与主棺室连通，中间设木门，已朽。
墓内西侧室发现7具殉人，均无棺，直接放置在铺地木板上，随葬品多是镜、带钩、小玉饰等小件物品。经鉴定，其中6名为青、壮年女性，其生前身分可能是墓主的奴仆或贴身内待；只有1名是40岁左右的中年女性，随葬品也较多（铜镜、熏炉、铜框玉卮、陶熏炉、小玉环、小玉璜等），且有一颗无字小玉印，她的身分应为奴仆之首。室内出土的其他器物还有铜盆、、勺，铁削、鱼钩，陶瓮、罐、壁，漆盘、盒等。
后藏室位于主棺室之北，东西宽1.8米，南北长2米。有一门道与主棺室相通，中间设木门，已朽。
墓内后藏室放满了各种各样的器物。器物大小相套，分类放置，大型器物多堆放在后藏室前部，中小型器物叠置于室内中后部，有的器物整齐地排放在木架之上。器物表面多用丝织品或草编织物包裹、捆扎。器物以炊器、储盛器和盥洗器为主，130余件器物中约有30多件内装家禽、家畜和海产品。还发现不少“泰官”封泥，说明后藏室的随葬器物经过泰官令署（掌管南越王饮食的官署）的检封。此外，室内还出土有烧煮食物用的燃料——木炭。以上情况表明，后藏室是储藏食物，放置炊器与储容器的库藏，室内出土器物计有铜鼎、姜礤、勺、鍪、釜甑、煎炉、烤炉、提筒、香炉、蒜头瓶、鉴、、盆、灯、铎，铁鼎三足架、叉，陶瓮、罐、瓿、鼎、三足盒等。
如上所述，主棺室是墓葬的中心，用来安放墓主的棺椁；东侧室是墓主嫔妃的葬所；西侧室是墓主贴身待女的“居室”；后藏室是象征烹制食品的厨房和放置器具的储藏室。东、西侧室和后藏室与主棺室之间均设置有木门。木门并不是阻止入内的障碍，实际上它们与主棺室是相互通连的（木门可以开启），这从墓葬的平面图上看得很清楚（木门均朽）。
前室与主棺室之间的石门，与各室之间设置的木门含义不同。木门可以开启，以木门相隔的各墓室实际上是相通的；而石门的后边安装有自动顶门器，不能够开启。所以，石门的内外分属两个天地。如果说石门内象征王宫的生活区，那么，石门外象征的是王宫生活区的附属建筑，也就是墓的外藏椁部分。
前室与墓道之间也设置了一道石门，此门是整座墓的总入口，既象征南越王宫的大门，又担负着防盗的重任，所以，门后也安装有自动顶门器。墓门外的木椁室内也放有一辆漆木车模型，殉人可能就是车夫；另外还有一些仪仗饰，说明此车是供墓主出行用的。木椁室以南的那具殉人，可能象征王宫门前的守卫。很明显，墓门外的木椁室以及它南边的殉人都属于外藏椁。
千年奇异珍宝出世
南越王墓是岭南地区发现规模最大、年代最早的一座彩画石室墓。墓中出土的随葬品异常丰富，共有金银器、铜器、铁器、玉器、陶器、漆器、玻璃器、丝织品等十几类千余件，其中不少是首次发现，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南越王墓出土的金制品计有玺印、带钩、座足、杏形金叶、金花泡形饰等，其中以三枚金印最珍贵。银制品有盒、卮、、洗、带钩等，以银盒的历史价值最高。
金器
（1）“文帝行玺”金印。
出于主棺室墓主玉衣上胸偏右处。因“行玺”不是佩戴用玺，随葬时放置自由，非系佩于墓主身上。印方形，蟠龙钮，印台长3.1厘米、宽3厘米、高0.6厘米、通钮高0.6厘米，重148.5克，含金量98%强。印面呈四字格状，阴刻“文帝行玺”四字，小篆体，书体工整，刚健有力。钮作一龙蜷曲状，龙首尾及两足分置四角上，似欲腾跃疾走。这枚金印系由南越国自铸，铸后局部又经利刃凿刻而成。出土时印面漕沟内及印台四周壁面都有碰痕和划伤，并遗留有暗红色印泥，显系长期使用所致，说明金印是墓主生前的实用印。
据文献记载，秦汉时期的礼制规定，只有皇帝、皇后用印才能称玺，其他臣属的印不能称玺。皇帝用玺非只一种，如有皇帝之玺用于赐诸侯王书（多佩戴），皇帝行玺用于封国，皇帝信玺用于发兵（后两种玺印收存在符节台，非随身佩玺），天子之玺用于册封外国，天子行玺用于召大臣，天子信玺用于事天地鬼神。帝、后玺皆白玉质，螭虎钮。
在传世以及发掘出土的大量秦汉印章中，皇帝玺尚未见一例，不知是什么面目。《封泥考略》一书中著录有“皇帝信玺”封泥，可知当时确有皇帝信玺，与文献记载相符。1968年，在陕西咸阳韩家湾公社狼家沟发现一枚玉印，印面方正，宽、高2.8厘米，螭虎钮，通体色白晶润，四侧刻云纹，文曰“皇后之玺”，其形制、印文正与文献所载帝玺相合。这枚玉玺小篆体，印文布局疏密得当，结构严谨，字体笔划平直又富于变化，显得既庄严、大度，又略带几分秀美，为皇后所用，正符合其身分，是秦汉印章中的绝妙精品。据考古工作者推测，玉玺的出土地离汉高祖刘邦与吕后合葬的长陵不远。西汉末年，长陵被盗掘，玉印可能遗落土中，后又被雨水冲移至沟里，幸存至今。
据《史记》、《汉书》记载，南越国是西汉初割据岭南、独霸一方的地方政权。第一代南越王赵佗僭号为“南越武帝”，第二代南越王赵（胡）僭号为“南越文帝”，到第三代南越王赵婴齐时才诚心归顺汉朝，不再僭号称帝。“文帝行玺”金印的出土，证明了史书所载第二代南越王僭号称帝的事实。
“文帝行玺”金印，是考古发掘出土的第一枚帝印。这枚帝印与文献记载的帝印质地、形制和印文都不相同。文献中的帝印为白玉质、螭虎钮，印文有作“皇帝（或天子）行玺”的；而赵这枚帝印却是金质、蟠龙钮，印文为“文帝行玺”。可见这枚金印确有独特之处。
“文帝行玺”金印与文献中的帝印不同，与诸侯王相比，有什么异同呢？西汉诸侯王国的地位很高，王国宫室百官的建制与京师长安几乎相同。诸侯王死后使用“黄肠题凑”葬制，着金缕玉衣，都是皇帝之制。诸侯王用印也有称玺的，这也反映出诸侯王拥有崇高的政治地位。考古发掘出土的几枚诸侯王印都是金质，与赵帝印质地相同，但前者钮作龟、蛇形，与赵帝印的蟠龙钮不同。如1981年江苏扬州甘泉山2号墓出土的“广陵王玺”和1954年陕西阳平关出土的“朔宁王太后玺”都是金质龟钮；1956年云南晋宁石寨山滇墓出土的“滇王之印”和1784年日本福冈县志贺岛出土的“汉委奴国王”印都是金质蛇钮（后两枚是汉朝颁赐给外藩首领的印）。
“文帝行玺”金印的大小尺寸与帝印和诸侯王印也不一样。前述“皇帝信玺”封泥和“皇后之玺”玉印，边长都是2.8厘米，约合汉制“方寸二”，“诸侯王、外藩首领印边长2.2～2.4厘米，约合汉制“方寸”，而“文帝行玺”金印边长3.1厘米×3厘米，比帝印和诸侯王印要大得多。只有“朔宁王太后玺”边长3.3厘米，与南越王印基本相同。据研究，此玺是东汉初公孙述割据四川时封隗嚣之母的金印，公孙述和南越王同是地方割政权，在用印上都有意逾越汉朝制度。
综上所述，“文帝行玺”金印是南越国自铸的实用官印，它既不同于文献记载中的帝印，又不同于发掘出土的诸侯王、外藩首领印。它是迄今发掘出土的第一枚帝印，也是西汉最大的一枚金印。独一无二的“文帝行玺”金印，放射着异样的光辉。
（2）“泰子”金印。
出于主棺室墓主玉衣腰部。方形、龟钮，印台长2.6厘米、宽2.4厘米，通钮高1.5厘米，含金量98%强，重74.7克。印文阴刻小篆“泰子”二字，有边框和竖界。印系铸制，又经局部凿刻而成。印面光平如镜，铸制工艺比“文帝行玺”印更为精致。在传世玺印中没有印文作“泰子”的印章，此次出土系首次发现。据研究，泰子即是太子。墓主赵系第一代南越王赵佗之孙，不应封称太子，所以推测这枚“泰子”印应是赵佗之子，赵之父的遗物。这位当年的太子竟活不过他的父亲，未及嗣位就死了，将“泰子”印留给了他的儿子赵。死，第三代南越王赵婴齐将它们（另有一枚玉质“泰子”印）一起放入墓中。
（3）“右夫人玺”金印。
出于东侧室。印面方形，边长2.15厘米，通高1.5厘米，重65克。龟钮，腹中空用于系绶。铸制。阴刻篆文“右夫人玺”，有边栏和十字界格。字体较“文帝行玺”与“泰子”自由，刻工仍不失为古代印章中的精品。
东侧室除出有“右夫人玺”金印外，还出土了其他三枚龟钮鎏金铜印，印文分别为“左夫人印”、“泰夫人印”和“〔部〕夫人印”。四印分属四位为南越王殉葬的女人。
（4）金带钩。
出于西耳室。通高1.9厘米，重29.3克。钩体为一长喙雁形，作回头顾盼状，长喙突出体外，双翅合敛，眼睛以细线刻划，十分逼真。圆柱形钮柱的末端作成四槽，圆形薄饼状的钮扣有凸榫套入钮柱中，榫头分又，使钮扣可随意转动而不致脱落，设计颇具匠心。
（5）金花泡。
西耳室、主棺室和东侧室都有出土。半圆球形，直径仅1.1厘米，泡壁极薄。由金箔片压制成形。球正面正中饰一圆圈纹，外绕心形和点珠纹相间各3个，每个点珠纹由下面3个小珠上焊接一个小珠组成。球背面中空，焊接有一根横梁便于连缀。球正面上的纹饰都是用金丝和小金珠焊接而成，在20倍显微镜下可看到焊接点。如此精细入微的金细工艺，在金银加工技术尚不发达的西汉（金银工艺不是中国传统有代表性的金属加工工艺）是难以想像的，加之金花泡造型奇特，故推测它们可能是通过贸易由海外输入南越国的“洋货”。金花泡原来可能缝缀在丝织物上，起装饰的作用。
（6）杏形金叶。
出于主棺室，共8件，高4.6厘米、宽4.4厘米，重2.22～2.87克。呈杏形，纹饰为两个绵羊头的侧面，螺旋状的大弯羊角十分突出醒目。纹样是锤打成的，十分精细。杏形金叶边缘凿有小孔，原来系缝缀在丝织物上，盖于墓主脸部（古称“瞑目”），丝织物腐朽后，金叶散落开来。
银器
（1）银盒。
出于主棺室。通高12.1厘米，腹径14.8厘米，重572.6克。由器身和器盖组成，盖身相合呈扁球形。盖、身上均饰以对向交错的蒜头形凸纹，纹饰经锤而成。盖与身相合处的上下边缘各饰一匝穗状纹带，谷粒般凸起，系錾刻而出，并鎏金。盒盖顶部焊接有三个银锭形小凸榫，身底附加铜质鎏金圈足座。小凸榫和圈足座都是后来补加上的。盒盖与底部还刻有草隶体铭文。根据对铭文的研究，原来这件银盒是南越国王后宫中所用之器，由私官掌管。出土时，盒内尚遗留有半盒药丸，应是王后生前所服用，说明王后生前患有某种疾病。
（2）银洗。
出于后藏室。直口、平沿、折腹、圜底。口径20.4厘米、高4.5厘米，用锤工艺制成。由银洗口沿上的铭刻文字得知，银洗是南越王室专用的器具。
（3）银卮
出于西耳室，出土时装在一个漆卮内。通高9.8厘米，简径6.2厘米，含银量97%强，重216.7克。铸制而成，圆筒形带盖，平底，附有2个小铺首衔环。盖面内区微鼓起，鎏金；外区分立3个“S”形鎏金立钮，是焊接上去的。
（4）银带钩。
墓内共出土7件，有5种式样。钩首有雁头形、龟头形、龙头形和蛇头形数种。其中东耳室、主棺室和东侧室出土的3件非常精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