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置墓主棺和金器的东室
东室的中部偏西贴近西壁为墓主棺，长3.2米，宽2.1米，高2.19米，呈正南北向放置。当时，一般的大棺长不到2米，宽、高不过0.7～0.8米，和这口墓主棺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其实，这是墓主棺的外棺，制作也极为特殊。它为铜木结构，盖上伸出12个铜钮，底下有10个圆形兽蹄形足，足上有10根铜立柱，立柱之间用木板嵌装。在铜足、立柱和木板之上，都是漆为地，上施朱彩。棺身上共施20组图案，每组以阴刻的圆涡纹为中心，周边饰以朱绘龙形蜷曲勾连纹；铜立柱外表施朱、黄结合的花瓣纹，铜足上施鳞纹。这种奇特形式和这种铜木结构的棺，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发掘到。考古队员最先只是见到它的大，觉得它是庞然大物；待水抽干，细细观察它的花纹与结构，却很精巧细致，叫人惊叹不已！下葬时，也许因为棺太重把握不住重心，或者因下棺的绳被拉断，致使整个棺身向西倾斜，因此快到墓底时，盖上东南角钢钮斜插入南椁壁板内，使整个棺不能全部落地，仅棺的西边四个铜足着地，并把椁底板压出圆形足窝；而东边及两端当中铜足却没有落地，并造成东边的棺盖与棺身没有盖严，留有8厘米的缝隙，从缝隙里能窥视到里面有一具比外棺更漂亮的内棺。
正因东边的棺底翘起没有着地，放在棺底下的几件黄灿灿的金器很快就跃入人们的眼帘。这些金器有带盖金盏一件，盖中心有一个圆形柄，边沿有三个等距的外卡。器身腹部有两环耳，下有三矮足，呈倒置的凤首状。全器重2.156克，是已出土的先秦金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盏内附一把金漏匕，重56.45克。另有带盖金杯一件，重789.926克。此外，还有两件金器盖，一件比金杯盖稍大，一件比金杯盖略小，这两件器盖却没有器身，这就留下了一个谜。
一般的器物都放置在椁室或墓主棺之旁，惟独这几件金器放在墓主棺下，这究竟说明是墓主对它们偏爱或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内棺的特色是上漆极为考究，花纹极为繁复。它的盖和两侧壁板呈弧形，全长2.5米，宽1.25～1.27米，高1.32米。尽管经过了2400年，出土时，内棺的漆色、漆质仍保存十分完好，花纹也非常清晰、艳丽。棺盖表面的图案由136条龙组成，共4行，每行17组，每组2条龙，首尾相接。在棺的头、足及两侧都是由一些龙、蛇、鸟、神组成的一组图案。内棺一打开来，就发现腐烂的丝织物包裹着人骨架，不再有小内棺。尸体入殓时，似是用丝棉被包扎捆缚着的，但丝带腐烂太严重，如何捆缚已不清楚了。
清走腐烂的丝织品才看清楚，在尸骨之上及其四周布满了玉器、珠饰和骨角饰器，并且放置得颇有规律：如玉梳置于头部；小件玉猪、羊、牛、鸡等或塞于口中（即所谓“饭玉”），或遮盖眼睛（即所谓“瞑目”），或填于耳鼻（即所谓“塞”）；金带钩、玉首钢匕置于腰部等；此外，还有更多的玉器分左右两排或数排从上而下，从胸一直到足。这些玉器，有的原来可能是挂于帽子上，有的佩于衣服上，有的挂于腰带上。因衣服鞋袜已经腐烂，就大体保留在原来的位置上。此墓主口里所含的玉，不只是多，而且六畜俱全，其中共有玉牛6件、玉羊4件、玉猪3件、玉狗2件、玉鸭3件、玉鱼3件，共21件。一口内能含这么多动物，可知这些动物很小。最大的比黄豆略大，最小的与绿豆相若。尽管是如此之小，却件件栩栩如生。
此外，墓中还出土了大量的玉片、玉握、王佩、玉璜及110件壁及200多颗晶莹夺目的紫品珠和琉璃珠。
东室除墓主棺外，还有8具陪葬棺，有两口棺靠近东室西壁，方向和墓主棺一样，一南一北，“一”字形排开。另有6具棺均为东西向，贴近东室之东壁。这8具棺，除其中1具外表髹红漆外，其他的棺和西室陪葬棺一样，以黑漆为地，施红彩。这些棺的两侧壁多施鱼鳞纹和勾连龙纹，两头挡板多施呈复斗状的窗格纹，而盖板上只髹黑漆不施彩。有4具棺的盖与棺身已经分离，且棺身已完全翻覆，因此这4个棺的尸骨已全部落于椁室。东室8具陪葬棺内的人骨，保存均较完整，后来经鉴定：全为女性，身高1.54～1.60米，年龄18～22岁。这些青少年女性是为墓主曾侯乙（死时年龄约45岁左右）陪葬的。
东室中部墓主棺之旁，出土了一件形制十分别致的鹿角立鹤，该器各个部分（包括鹿角等）全用青铜铸造，造型美观，格调雅致。
靠近墓主棺的地方，还出土一件戈，铭文为“曾侯乙之寝戈”，寝戈为墓主曾侯乙亲自使用或亲近侍卫使用之戈。这件戈小巧精致，有如现代防身的手枪一样，看来是墓主作为防身用的。
东室还出土了一些精美、漂亮的漆木器，特别是4件雕绘盖豆，制作十分讲究，在盖顶和突出隆拱的方耳上，都有精致的浮雕。方耳的内侧、外侧、顶及两旁五面，都浮雕有龙的纹饰，但每一面龙的形态各异。这些龙，首、躯、尾均交代清楚，触、目、鳍、爪刻画入微，连躯体上的鳞甲亦有细致的雕刻。为了增强其立体感，龙躯互相蟠绕，或隐或现，或伸或缩，加上鲜艳的彩绘，犹如浮动于云彩之中，有强烈的蠕动感，足见其工艺的高超。
